倪鹏飞 颜银根：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一个新解释

倪鹏飞，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颜银根，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一、中国城市化滞后与贸易顺差相关：一个新的发现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时序联动关系是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结构关系。正确判断这一结构关系，认清其成因、影响及其发展规律，对于制定正确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时序联动关系有两种表现：平衡联动与不平衡联动。前者是指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增长，后者又分为两类：较高工业化的增长没有带动城市人口的同步增长即城市化滞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超过工业化速度即过度城市化。

尽管仍然存在一些争论，中国存在滞后城市化，即城市化的发展水平远低于工业化的水平成为但有关这一问题研究的多数学者的共识。[1]根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中国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为20.6%，而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尽管2010年以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计算的城镇化率为51%，但以能够在城镇里享受公共服务的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计算的中国城镇化率为35%[2]；与此同时，1982年的非农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比例为32%，2010年非农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比例为63%[3]。以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的差距与非农户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差距从1982年的6.5个百分点扩大到28个百分点。而关于中国滞后城市化的主流解释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改革开放前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4]第二，中国的户籍制度、粮食供应制度以及行政性指令等限制了人口的流动，[5]第三，中国的工业具有弱质特性以及“乡镇企业”造成农民离土不离乡，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就业作用没有得以发挥。[6]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不少学者坚信制度改革将起到“药到病除”和“立竿见影”的效果，政府似有试图通过激进的制度安排和超前的目标设计，迅速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以及匹配的制度导致城市化滞后成立的话，那么，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复存在以及户籍、土地等制度的逐步放松，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差距应该逐步缩小而非扩大。从结构或制度层面显然不能对滞后城市化做出全面的解释。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产业政策发生了变化、人口流动也大幅增强、工业化弱质并不明显，但中国的滞后城市化没有减弱。改革开放三十余年间，开放几乎对中国的经济社会领域都有所渗透。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前，中国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在10%左右，出口增加值更是达到GDP的20%、工业增长的40%左右。不可否认，国际市场的外部需求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因素。与此相伴随的是，大量在城市里就业的低技术农民工工资长期停滞在较低的水平，以至于难以在城市里生活。尽管“对外开放加速了中国城市化”或者“国家贸易对城市化有着负向的影响”在一些文献中已经有所涉及，但相关研究并没有考察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产品及服务对国外市场的出口等对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关系的影响。[7]而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联动关系，与产品及服务对国外市场的出口的密切相关：在开放经济体系下，当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时，第一，工业企业用尽量低的价格雇佣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及服务部门就业，导致工业化快速发展；第二，由于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从而使产品和服务以低廉的价格出口国际市场，确保工业化快速发展。第三，大量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的农民工因较低的工资而无法在城市长期居住和消费，进而导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缓慢。第四，工业化快速增长，而真正意义上城市化增长缓慢，进而导致城市化滞后，导致大量农民工出现。

二、城市化、工业化与贸易差额：国际经验实证

那么，在开放体系下，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联动关系与本国的贸易顺差紧密关联，仅仅是中国的个案，还是一个更为一般化的命题呢？为了能够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和梳理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相关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两者时序联动关系，以及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供给和对外贸易的状况。

整体而言，滞后城市化的国家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特征。由于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试图通过外部需求来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如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印度等。以英国为例，延续三百多年的圈地运动造成了大量的无业贫民，加之19世纪人口的爆发增长，英国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城市化相对较为滞后。18世纪下半叶，大批手工业者的破产，使得英国劳动力市场非技术工人供过于求，滞后城市化加剧。据英国经济史学家A.Maddison估算，1550年至1849年期间英国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年均增速只有0.13%，远低于同期英国GDP的增长速度。[8]，工资长期不变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过剩。尽管英国的非农增加值比例与非农就业人口比例十分接近，但在工业化起步和工业革命初期，非农就业人口比率与城市化比率之差竟高达31%―33%。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期伴随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是贸易顺差，从1816-1930年，英国城市化加速阶段中贸易顺差年份为106年次，逆差为9年次，1931-1947，逆差为14次，顺差为0，其后贸易逆差年份大于顺差。[9]可见，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期，外部需求即出口导向成为英国滞后城市化的关键解释因素。

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完成的国家，不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其在工业化进程中贸易收支相对较为均衡，比较典型的是美国。美国的工业化始于19世纪初，完成于1890-1920年期间，整个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率年均达3.5%-4.0%。美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同样持续高速增长，从1890年的450万上升至1920年的1.14亿。但是，这期间美国的劳动力则供不应求。证据之一：实际工资出现快速上升。根据推算：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美国工人工资年均增长率达1.0%-1.2%。[10]证据之二：这期间英国等欧洲居民大量移民北美地区。自1830年取消移民入境限制后，1861-1914年，海外迁徙美国的移民达2700万人。即便如此，美国的人口密度也只是从19世纪初的1.6人/每平方英里增加到1890年7.5人/每平方英里。尽管西部大开发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农产品出口大国，但贸易保护关税在1816-1936年的百余年中一直是美国工业化的基本国策。整体而言，美国的进出口比例都比较低且处在基本平衡的状态，大多数时期表现为“消极贸易”（见表1）。[11]美国城市化率在1790年时为5.1%，1890年时为30%，1920年提高到了51.2%，1960年进一步提高到69.7%，2010年则高达82.1%。美国城市化与工业化之所以得以同步推进，主要归结于两个方面的原因。（1）虽然美国是开放经济，但外部需求对美国经济影响较小，外贸依存度相对较低，以高关税保护下活跃的广阔国内市场为增长动力；（2）美国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相对较为短缺，西进运动吸纳了海外移民的主体，从农村移民至城市的工人工资上涨幅度相对较高，尤其是来自技术创新对熟练技工的高需求。

超前城市化的国家则具有出口初级产品和进口制成品的经济特征。这些国家通过出口初级产品形成的收入购买国外的制成品。首先，那些依靠出口初级产品获取较高收入的家庭，居住在城市里，一方面，在开放经济体系下，利用收入直接购买国外制成品，另一方面，利用收入购买当地的产品和服务；其次，那些为较高收入家庭的提供私人服务的家庭，通过服务获取收入，可以居住在城市，同样一方面购买外国产品和当地私人服务；再次，那些为服务高收入家庭的家庭提供服务的家庭获取收入，也可以居住在城市，同样一方面购买外国产品和当地私人服务，尽管后者的收入从而在城市里生活的状态不能和前者相比较。这些国家在没有相应的工业产品生产（即工业化）供应在城市里服务和居住消费的情况下，人口可以通过购买国外产品从农村迁移到城市里生活，从而导致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服务业先于制造业发展，城市化超前以拉美、中东以及非洲的一些国家为代表。截止2000年，拉美城市人口的比重已占地区总人口的78%，但工业人口的比重却不超过35%。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路径相对较为独特，本国的工业化没有得到快速发展，但城市化发展迅速。本国工业化发展缓慢可以归结于这样几个原因：（1）资源丰裕，地广人稀。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没有能够促使这些国家发展资源密集型产品并出口，相反，这些国家采用更加粗放的方式即出口初级产品，通过初级产品的出口促成“消费型”的城市化。[12]但初级产品吸纳劳动力有限，从而本国的工业并没有得到快速发展；（2）二战前，欧洲大量富余阶层的移民，将外部需求变为内部需求。相对富裕的城市化人口刺激了工业品消费需求（包括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的增加，由于本国相关没有相关产业，从而本国进口增加、工业被摧毁；（3）二战后，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政策以发展本国的工业，但长期的贸易保护使得本国的工业竞争力相对较弱，本国的工业发展相对缓慢，外部需求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太大影响。尽管拉美的工业化发展缓慢，但拉美的城市化发展却极为迅速。原因包括：（1）大量富裕欧洲移民的流入促使本国的城市建设更加迅速；（2）长期的贸易保护并没有促进本国工业极大的发展，但引起本国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幅上涨。市场化的自由流动制度，以及城乡收入的差异以及城乡基础实施的巨大差异，没有实现非农就业的人口大量向城市聚集，导致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同样，中东、非洲等国也是一种缺乏工业化的城市化。

资料来源：《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3卷）、《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7卷）、《BritishEconomicGrowth1688-1959》、《AmericanEconomicHistory》、《ProductionandProductivityinServiceIndustries》、《TheConditionsofEconomicProgress》以及《PatternsofJapaneseEconomicDevelopment:AQuantitativeAppraisal》，作者整理加工。[13]

Chenery等通过对大量统计数据的观察发现，就业结构与城市化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并指出：在一个连续均衡的国民经济中，城市化可能表现为因果链条上的各类事件的最后结果，以导致工业品贸易和需求的变化为开端，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就业的平缓移动为结果。[14]而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一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时序关系，即城市化是超前、同步或者滞后于工业化，不仅与外部需求有着直接的关联，而且与劳动力供求状况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