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成：论又好又快发展

2006年11月3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当时经济形势和研究下一年经济工作。这次会议首次引人注目地提出：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①

2006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强调提出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时，进一步指出：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②

2007年3月5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再次强调：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又好又快”这一提法，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半个多世纪中，我们曾经使用过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多快好省”和“又快又好”的提法相比，“好”字首次排在了“快”字之前。“好”与“快”，两字顺序的对调变化，看似简单，而绝非易事。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深刻记录了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上，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探索历程；充分反映了半个多世纪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鲜明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和经济发展理念的大变化。

一、多快好省：新中国初期的艰辛探索

“多快好省”，这是1958年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简明代表性概括。这一总路线的酝酿、形成和实践的过程，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特殊的国际和国内背景条件下，即在外有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内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贫困面貌，为了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所进行的早期的艰辛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从1953年起，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5年10月，在推进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毛泽东，1977，第206页）。这是“多快好省”这个提法的雏形。

紧接着，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元旦社论，首次完整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原则，并把这一原则由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推广到作为指导各项工作的普遍原则。该社论对“多快好省”给出一个具体解释：“必须又多又快，才能赶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必须要好，要保证质量，反对不合规格的粗制滥造；必须要省，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以便用可以积累起来的财力来办好一切应该办而且可以办的事情。”这篇社论虽然也指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四条要求是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但其所要强调的基调是争取实现更高的发展速度。在这篇元旦社论的影响下，1956年，在党的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一种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倾向。为了解决这一不良倾向，在党内工作中开展了“反冒进”。但是，到1957年10月，毛泽东对这一“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要重新恢复这一口号（毛泽东，1977，第474页）。随后，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重申了这个口号。

进入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再次重申“多快好省”方针，并又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在1958年3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毛泽东，1999，第372页）。这就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有了一个初步的表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力争高速度》的社论，对这一总路线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指出：“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社论提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在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我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把我国的全部国民经济都转移到现代化大生产的轨道上去，迅速而彻底地摆脱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贫困和落后，使我国成为一个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强国。”社论强调：“用最高的速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才能最终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国内看是这样，从国际看更是这样。”

于是，原本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多快好省”，逐渐变成了以“快”为中心、以高速度为灵魂的总路线，在实践中导致了以“全民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等为主要内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重要特征的“大跃进”运动。

在“大跃进”中，“超英赶美”时间表的变化最能突出地反映出当时“快”与“高速度”的影响和作用。在十五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是1957年11月首次提出的。到1958年1月，这一提法校正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但是，两个月后，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这一提法却改为“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这样，赶超英国的时间由“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变为“十年或稍多一点”。一个月后，1958年4月，提法又改为“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又一个月后，1958年5月，内部掌握的口径是：七年赶英、十五年赶美。再一个月后，1958年6月16日，提法改为：五年超英、十年赶美。一天后，1958年6月17日，最后的提法是“两年超过英国”。就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超英的时间由“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变为十年、七年、五年，最后仅仅为两年；赶美的时间由“二十年或稍多一点”变为十五年、十年（逄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第761―824页）。

1958年，以“快”为中心的“大跃进”，使GDP增长率一下子冲高到21.3％的高峰（见图1中的第二个周期）。超高速的经济过热增长，伤害了整个经济发展的机体，打乱了经济正常运行的秩序，造成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立即遇到供给面的三大“瓶颈”制约：（1）生产资料供给紧张，包括煤、电、油、运（交通运输）、材（钢铁等原材料）的供给紧张；（2）工业消费品供给紧张；（3）加之自然灾害严重，粮食供给紧张。由此引起全面短缺，高速增长难以为继。之后，1960年、1961年和1962年的三年，经济增长率大幅下落，均为负增长。其中，1961年经济增长率的降幅最大，为－27.3％。这样，从1958年经济增长率的最高峰（21.3％）到1961年经济增长率的最深谷（－27.3％）之间的峰谷落差近50个百分点（48.6个百分点），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个经济周期中波动幅度最大的一个周期，是一个典型的“大起大落”。

图1 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曲线（1953―2006年）

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做了如下分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2a，第754页）：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这样，“多快好省”作为一个带有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代印记的词汇，一般不再使用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到1976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经历过严重挫折，但总的看，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过程中“从无到有”的问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编写组，2007）。特别是毛泽东著名的《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等著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探索中所取得的重要而宝贵的理论成果。

二、又快又好：举世瞩目的大发展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当时沿用了“高速度”一词，但开始强调“稳定”发展，提出“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2b，第5―6页）。

在20世纪80年代的探索中，“速度”与“效益”逐步联系起来。1981年底，在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经济效益”问题，并把它作为经济建设的方针，指出：“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首次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入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中，提出：“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将“效益”放到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讲求产品适销对路，降低物质消耗和劳动消耗，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归根到底，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提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邓小平，1993，第375―377页）

“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这就首次提出了“又快又好”发展的问题。随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同时，提出“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但是，由于当时改革开放才十来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根本转型，原有体制下的投资饥渴、片面追求速度的弊端还没有被克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快冲到14.2％的高峰（见图1中第九个周期），出现经济过热现象。针对此，1993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为《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提醒我们：“在大好形势下，我们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认真对待、积极解决高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防止发生经济过热现象，力求国民经济在新的一年里又快又好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