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青木昌彦等：中日经济改革与比较

圆桌主持人：

王海明  论坛秘书长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下降？

主持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约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步入了新常态。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只有7.4%。青木教授在演讲中指出，由于今后中国库兹涅茨效应和人口红利下降的趋势很可能不会逆转，未来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可持续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上升。大家如何看待TFP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巫和懋：青木教授在文中指出，由于未能获得相关可靠的官方资本数据，所以不能对两部门做出估算，不能把TFP分解出来，但是他猜测，中国的TFP在下降中。我在做研究时也同样发现TFP在下降。那么，TFP下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青木昌彦：对于宏观经济学者来讲，经济增长的要素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这样的分析大致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余永定先生提到的，对TFP和资本及劳动的投入对GDP的贡献率进行分析的方法。第二种是我在论文中所展示的，将人口数和其年龄构成、各个产业的就业结构也纳入考量，分析各个要素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要研究中国和战后的日本经济的增长，我认为后一种方法更好。图表的黄色部分表示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这可以进一步分解为TFP和K/Y。像余永定先生所指出的，如果人力资本不随K/Y的增加积蓄，将遵从收益递减法则。

巫和懋：青木教授提出使TFP上升的一种方法是进行要素重组，但是这种要素重组并不是进行实业投资，而是调整公司管理和治理结构。当然，这个药方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中国而言，这样的药方是否足够？

青木昌彦：有关中国的TFP下降的理由，我认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效率随规模增大而下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特别是大企业，这方面的问题非常严重。因此，企业应该通过公司治理的改革去探索新的商业模式。

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即将结束，人口红利也接近于零，近期将转为负值。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必须引入专业管理。如果能通过公司治理实现真正的法治，贪污和贿赂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巫和懋：我非常赞成余永定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为6-7%之间的判断，但是在这个数字之外，我们可能更应该考虑政策问题。比如，如何提升TFP？尤其是在金融风暴之后，我研究得出中国的四万亿投资是过度的投资，是没有效率的投资，虽然投资增长很多，但是产出增加不多，产出率在下降。余教授指出要节能减排，满足资源的限制条件，不应该再投资房地产，但是未来的投资方向在哪里？您没有具体阐述。所以，我想请问下余老师是否有其他的投资方向以供我们参考。

余永定：首先，我要澄清一下，我讲的产业结构调整，淘汰高耗能产业，加强环保，指的是日本。当然，中国调整投资方向也非常重要。在既定投资量下，应该投资哪些产业？究竟是为国内生产，还是为国外生产，为未来生产，还是为现在生产？从空间和时间上又如何配置？还有如何把金融资源配置和实物资源配置结合起来？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

至于应该投资哪些领域，其实我也不能回答。我只能回答中国不应该再投资房地产了，政府应该让房地产软着陆。过去，我非常欣赏日本的产业政策，觉得中国应该学习日本，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确实很难制定产业政策，也很难确定哪些领域最适合投资。正如吴敬琏老师一直强调要发挥市场的作用，我也觉得最好通过市场机制，让市场和企业家做决定，而不是政府来决定。

任若恩：我想进行一点评论并提出一个问题。青木教授刚才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FP）非常重要，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研究中国、日本、美国的TFP，并进行比较，我们使用的方法是KLEMS，K代表资本（capital），L是劳动力（labor），E是能源，M和S分别是指物质的中间投入和服务的中间投入。根据我们的结果，这三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TFP都不是重要的解释因素，或推动因素。这与研究方法有关系，我们是建立在索罗方法（增长核算的方法）的基础上，它主要的结果是使用余值，计算方法是除去其他投入后剩余的就是TFP，简单来说，凡是TFP计算结果非常高的，都是其他投入计量得不清楚的，如果把其他投入计量清楚，TFP就会非常低。因此TFP不是解释这几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目前这个项目已经扩大到全世界，现在每个大洲都有重要的国家参与进来，可以看到TFP的解释力都是很小的。

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我认为中国在过去30年间经济增长主要的解释因素是资本，即资本形成。未来依然如此，但是可以分短期和长期来考虑。短期来看存在很多问题，刚才几位嘉宾都提到过去几年的投入太多，所以中国现在的债务水平、产能过剩等问题很严重，需要进行一定时期的调整。但是，从长期来看，仍然需要一定的投资，没有一定的投资，中国经济就不会有一定的增长，没有一定的增长，中国的问题就会更多。这其中牵涉一个概念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余值，TFP是不与任何投入相联系的，最初索罗提这个研究方法时，这个余值被称为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是与某种投入相联系（embodied），二是不与任何投入相结合（disembodied）。所以TFP实际上是不与任何投入相结合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很有限。

中国投资过高可能导致资产负债表危机？

主持人：中国当前的投资率是否已经过高？分析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切入口是什么？需求端还是供给端？

福本智之：余永定指出投资率过高是非常大的问题，需要调整结构来适当降低投资比率，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储蓄率也很高。从日本的经验来看，日本80年代的储蓄比例也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而从需求方来看，由于日本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有所改善，利率上升、劳动成本上升，所以投资比例有所下降。从而导致投资和储蓄的差距扩大，经常项目顺差扩大，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有所加大。所以在调低投资比率的同时，调低储蓄方面的改革及其重要。所以我想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储蓄方面的改革？我认为，通过改革适当降低储蓄比例，也非常重要。

余永定：当我在谈中国投资率过高的时候，其实暗含了储蓄率过高，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目前，中国很多投资用在房地产领域，虽然在统计上属于投资，但其实房地产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耐用消费品。所以，如果把中国人对于房产的追求也算作消费的话，那么中国的储蓄率可能就要相应地往下调。

所以，我最核心的观点是，中国不应该再继续投资房地产，而应该把投资重点放到那些能够改善国民福利，同时又能够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领域上。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政府需要提供高质量的、公众满意的公共产品。比如现在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但是养老院等基础设施却没有跟上，几百个老人等一个床位。还有，乡村教育设施也非常匮乏。这些问题说明亟需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这应该说也是一种消费，一旦政府提供了这些公共产品，我相信中国人们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当然，目前中国也存在很多不合理的消费现象，比如很多女士追求奢侈品。但是，我相信随着中国生活水平、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些肤浅的消费观念会随之改变。

吴敬琏：青木教授指出，在探索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可能性的时候，要把注意力放在供给方面的因素上，而不是放在需求方面的因素上。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见。现在在讨论中国长期发展趋势时，一个使人感到非常头痛的问题，是从高层官员到媒体，许多人都喜欢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中国的长期增长问题，认为需求状况决定经济增长速度乃是经济学公理。他们说，中国经济之所以减速，就是因为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的力量不够；为了“保增长”，就得想办法扩大需求。这样算来算去，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要进一步增加投资，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投资率一直太高，以致于资产负债表负债率太高，如果继续提高杠杆率，很可能引发野村证券的辜朝明先生所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余永定教授也从供给端对中国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他的讲话和青木教授对决定增长诸因素的分析一样，给我们很多启示。美中不足的是：余永定教授在演讲中提出，分析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速度可以有三种办法，并运用前两种方法做了分析。不过在我看来，这两种分析方法都还停留在问题的表层，最好的分析法可能是第三种，也就是以索洛（R. Solow）改写的生产函数作为理论框架进行的分析。可是不知为什么，永定却没有在这一分析框架下做具体的讨论。

张承惠：我非常赞成余永定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分析，以及最核心的问题是投资效率低下的观点。80年代初，我们投资一块钱，可以获得五块钱的产出；而现在只能获得一块多钱的产出。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府过多地介入投资活动，而且在政府投资过程中，他的决策过程非常不透明、不科学。所以，我想请教余老师，我们在分析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时候，是否需要把政府治理因素加进去？如果加快推进体制改革，这个问题是否会有所好转？另外，我们在分析时，是否有可能区分政府投资效率和民间投资效率？

吴敬琏：我同意刚才张承惠研究员的发言。我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一切事情都由政府主导，比如投资、技术创新、城市化都由政府主导，结果是成本很高、成效很差。政府为了推广TD-SCDMA这种3G手机通信制式，花了2000亿元。这2000亿基本上是白花了。还有电动汽车，据说各级政府补贴了1000多亿元，更不用说光伏、LED等产业了。所以要提高中国经济的TFP,还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而改革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只是个别方面要改革，而是要进行全面的改革。不但包括经济方面的问题，还包括法治等社会政治方面的改革问题。

瞿强：我向余永定提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他在演讲中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中国经济下滑、出现各种问题，是中期性的还是趋势性的，或者是结构性的？这个问题也是他整个演讲中自设的选择题，我在思考是否有别的可能性？一定是单选吗？有没有复选的可能？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很难制定相应的对策。因为这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整，实际上要追溯到十几年前，亚洲经济危机以后，我国实施了刺激经济的措施，到了2003-2004年时，出现了钢铁、电解铝、房地产等一系列产能过剩，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并继续扩张。然后，此次金融危机政府出台的四万亿又刺激了一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需要一个长周期调整。但是，另一个问题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现在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刻，需要转型。如果两者叠加在一块，想要提出对策就会非常困难，因为刚才你认为是单选题，各有各的对策，如果叠加起来怎么办？我无法判断，至少这是一个思考的备选项目。

在演讲中，你是从与日本比较的角度来看，你也有自己的判断。如果现在中国的情况类似日本70年代石油危机冲击后的情况，日本通过产业转型又成功地维持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增长。但是，如果现在中国处于日本80年代后期的情况，在财政、金融等一系列政策的错误应对下，走了一些弯路――日本政府绕开困难，刺激股票市场导致短期繁荣。我们现在会不会走上同样的路？在所谓的债转股、盘活存量，把庞大的债务从银行系统悄悄转移到资本市场上来，短期来看会有效果；从长期来看，如果整个体制没有变化，要把潜在的风险推迟到什么时候？最终还是要还债，所以你在进行比较时，从我的角度来看，是否可以研究一下日本两次转型阶段不同的应对，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中国好像有新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