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中国经济是怎样如此快速发展的？

【内容提要】本文检视五种悖论巧合，分别关乎土地、资本、劳动力、创业人才和技术五个方面，论证其偶然的并存和交汇可以较充分地解释中国近35年来惊人的快速发展。它们同时也揭露了与其一起呈现的三大问题――极端的社会不公、压制性的官僚体制以及严峻的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源。

【关键词】土地财政招商引资廉价劳动力共产党及其干部的创业行为全球化的技术流动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five surprising and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coincidences， pertaining separately to land， capital， labor， entrepreneurship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ose concurrence and confluence go a long way toward explaining China’s remarkable record of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35 years. They also reveal the roots of the problems that have accompanied that development： gross social inequality， a persistent and oppressive bureaucracy， and a drastic environmental crisis.

Keywords：land financing， drawing in businesses and investments， cheap labor， communist entrepreneurship， globalized technology transfer

三十五年来，中国经济是怎样如此快速地发展，达到每年平均超过9％的增速？中国自己将其发展经验表述为“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完整、确定的初始计划，而是一步一步地不断做出带有一定偶然性的抉择。中国的领导者和国外的观察者其实同样对其“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史中最快速、持久的增长――感到惊讶。

当然，针对中国的发展经验，我们不乏众多不同的解释，有的来自学者，有的来自传媒的观察者。这里我们暂不讨论这些已有解释，而先集中说明一些基本事实。本文试图从一个鲜为人注意的视角来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笔者特别强调的是五种偶然的巧合，以及它们的交汇，足以说明中国是怎样和为什么能实现如此瞩目的增长，而且，这既可说明其成功的一面，也可以说明其所导致的问题――极端的社会不公、顽强持续的官僚体制以及严峻的环境危机。

一、五种巧合

（一）土地：土地使用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体制

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体制”（即党组织和国家机构紧密结合的政治体制）是在革命历程中塑造出来的，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的建立而成为一个高度官僚化和集权化的体制。几乎所有的观察者，包括中国自身的领导者，都认为这个党国体制后来变成创业／创新的巨大障碍。我们要问的是：它居然存留下来而且成为革命性的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由一个共产党的党国来推动市场化改革本身便是一个意外的、悖论的现象：一个坚信应该用计划来配置资源的共产党怎么可能领导用市场价值来配置资源的改革？在俄罗斯和东欧，市场化改革是伴随拆除旧的共产党党国体制而实施的。中国结合旧的党国体制和市场化改革的历史实践本身便是悖论的――违反一般现有理论预期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历程中的巧合。

对惯于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经验的观察者来说，两者结合的成功本身便是出乎意料之外。但对中国的领导者们来说，也许不至于那么意外。因为，在其历史经历中，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体制还有其另一面：其组织曾经极其高效地动员人力和资源来执行全民战争，先是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是对一个比其要强大得多的敌人的抗争，而后是对美国装备和援助的国民党军队的革命战争，面对的同样是一个比其强大得多的敌人。它所赢得的胜利可以说是超出一切常理想象的。其后，它又有效地稳定了极其混乱的经济，而后再次出乎意料地在朝鲜战争中和美国――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打成长期拉锯的平手局面。同样引人瞩目的是，它在1964年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成功空爆试验第一颗氢弹，1970年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由于如此的历史经验，中国的领导人们对自己能够成功领导又一次的激烈变化也许不会完全没有信心，但这不等于说他们认为自己肯定能够成功，因为这――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市场化改革――到底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

作为客观的回顾者，我们也许可以初步作出这样的观察：一方面，党国体制确实是一个妨碍创业的巨型怪物，即便今天仍然如此，但同时，它又是一个能够极其有效地追求既定目标的强大组织。

一个能够阐明这个逻辑的例子是改革过程中这个体制对土地资源的使用。一般来说，土地在所有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部分原因是，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土地会大幅增值。在一个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具有“稳定的私有产权”的国家，要使用国家“（为公共用途而）征用土地的权利”（right of eminent domain）来促进城市发展是一件很花时间和财力的事。但中国（共产党国家）则处于一个十分不同的位置。在历史上，历代的皇帝虽然理论上拥有一切土地的所有权，但实际上，自耕小农和“地主”对土地的产权具有长久稳定的历史。但中国共产党，在执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之后，进一步实施了农村的集体化和城市资产的“社会主义改造”。在集体化之后，理论上农村土地成为集体所有，但实际上，因为农村政权乃是党国的基层组织，其所有权可以随时被国家所占用。这就意味着国家不仅在理论／法律上对土地拥有最终的所有权，在实践层面上也如此。在中国的改革期间，国家仍然保留了对全国土地的所有权――和俄罗斯与东欧把土地大规模私有化很不一样。在城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简单干脆，不涉及“集体所有权”的复杂层面――城市中如今仍然没有私有土地，即使是“私人住宅”下的土地也是国家所有的。因此，中国的党国对土地资源所掌握的权力要远比具有“稳定的私有产权”的自由―民主国家大得多。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地方政府，相比美国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强盗贵族”（Robber Barons， 2003）――如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和摩根 （J. P. Morgan）等――拥有更大的为所欲为的权力。

其结果比任何人所可能预见的要重要得多，在真正实践了之后才可能被充分认识到和理解。首先，国家对土地所拥有的近乎绝对权力意味着其可以几乎任意征用土地，而且是以极其廉价的补偿来征用。时至今天，这个党国已经为城市发展而征用了全国二十亿亩耕地中的约一亿亩或更多的土地，①大部分是凭借相对廉价（相对其后的增值）的补偿来征用的。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用了低额的补偿――大约只相当于农民在地上耕种粮食的净收益，来向（多是城郊的）农民征用土地。举例说，如果一个持有承包地权（在改革之初伴随去集体化而给予他们的地权）的农民每年能够在一亩粮食的种植上获得三百元的净收益（在2006年废除农业税费和最近十年的持续丰收之前情况大致如此），政府基本只需提供该数目乘以承包地权的年限来作为“合理”的征用补偿。承包地权是在1984年给予农民的，为期15年（并伴随生、死、迁入和迁出而调整），在1998年则在此基础上延期为30年。以30年期限来计算，一亩被征用的“毛地”（即未有基础设施配套的土地）的补偿费才约1万元。但一旦加上基础设施而成为“熟地”，该亩地的市价可能达到之前的（笼统地说）十倍，而在建筑完楼房、工厂之后，更可能达到其一百倍。② 在历史上，这种增值的一个鲜明例子是上海市的城镇化过程：1843年，每亩地价仅为白银6两―10两；到1902年，上海外滩的一亩土地的价格已经上升到3万两白银；到1906年，为10万两白银；1925年为17.5万两白银；1933年一亩土地的价格为36万两白银。（赵启正，2007：195）

当然，一旦农民认识到土地的潜在价值，抵制、抗拒上述模式的征地事件日益扩增（在2007年―2009年占到每年九万多件“群体性抗争”事件的大多数［于建嵘，2010］）。而政府所需支付的补偿也日渐攀升，从一级城市（5个）到二级城市（60个）到三级和四级城市（约200个）以及距离商业中心的远近而异。（Huang & Bosler， 2014）

城市用地广泛增值的型式一旦树立，商业银行一般都愿意以建设用地为抵押来贷款给地方政府，依据的是其可预期的市场增值。而对地方政府来说，这些贷款很快成为其基础设施建设所必要的资金的来源（甚至会有盈余），无此便无法承担基础设施建设。事实上，从土地得来的收入（征地成本和熟地出让的差价）一般是地方政府“预算外”（即支付官员薪酬和机构日常开销的“第一财政”之外）的“第二财政”，亦称“土地财政”的主要来源（有的地方达到财政总收入的60％［天则经济研究所，2007：10］）。这是改革期间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财政运转的“秘诀”，无此便不可能做到快速的城市发展建设。

以具有比较确切材料和经验证据的重庆市为例，其在（具有上海浦东管理经验的）市长黄奇帆的领导下所“储备”的30万亩（5万英亩）土地乃是其后重庆市特别突出的发展的关键。首先，它使重庆能够克服其国有“问题资产”的157亿元坏债（由于贪污和滥用资金）的负担。凭借土地的潜在价值，黄市长以（市值的）22.5％的低廉价格一举买下了市值1746亿元的1100多家国企。而后，通过土地资本的输入，把他们改组为具有雄厚资金的（政府的）“八大投资公司”――即城市建设、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地产、城市交通、能源、水务以及水利八大公司。之后，伴随重庆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蓬勃发展，这些国有资产的市值在6年之后便已达到其原先购买价格的六倍（黄宗智，2014a，第3卷：321-322；亦见黄宗智，2011a）。

这些国有企业和它们的经营利润在重庆市的第一财政和第二财政之上，更形成了一个“第三财政”。而这个第三财政对重庆在2011年之前的五年之中达到年均16％的GDP增长率起到至为重要的作用。该年，重庆市被《财富》杂志选为全球15个新兴商务环境最佳城市之一。（屈洪斌，2012；《〈财富〉评重庆为全球新兴商务环境最佳城市之一》，2011）

第二和第三两大财政来源叠加起来使重庆能够对当今中国严峻的“农民工”问题做出模范性的措施，其核心是建造4千万平方米的廉价公租房（足够两三百万人居住，主要是农民工，也包括新毕业的大学生），租价为10元／平米，即一套可供一家人居住的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月租才五六百元。一个租户在租住房子五年之后，可以廉价购买其居住的房子。这样，为市区的相当部分农民工提供了一条（别处所不可能的）有尊严地移居城市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