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人口土地管制和城市化中断可能造成的大衰退

编者按：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了世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当年底也急剧下滑。由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强力过度刺激，2009到2011年的增长形势还算乐观，期间M2增长规模较大，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其投放造成国内消费物价和房价快速上涨，国内政府、国企、银行和其他经济性质的负债率也大幅上升，经济泡沫和金融风险加大。力尽低来，到了2012年，增长速度跌到了8%以下；2014年前三季度，GDP增长速度更是下滑到了7.4%，2015年的经济形势多数人预计下行。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经济下行，会是长期的呢，还是短期的？如果是长期的，时间多长，下行程度多大？

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主持，用建立模型、数据对比的分析的方式，正在进行“经济下行的深层次原因及其摆脱大衰退的思路和对策”课题的研究，并从中国经济体制和结构历史变化过程及其前因后果的逻辑，通过经济各流量的流动脉络、流程、梗阻，观察国民经济人口和财富的萎缩、挤压和漏逃压力，较为清晰地揭示国民经济增长突然下行的前因后果和逻辑过程，以此对症提出提振国民经济增长能力，以及防止大衰退的思路和对策。凤凰财经将陆续刊登周天勇教授系列分析文章，往大家参与讨论。

中国未强先衰、未富先滞，城市化还没有完成，在这样的格局下，经济增长掉头下行，不能不说是一个发展的悖论。其迷底是什么？体制和政策的因果链，相关指标比较代表的实际流程和各方面的内在关系，与所比较的国家和地区有什么样的不同，可能是打开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真正深层次原因的钥匙所在。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判断从2012年开始的衰退，是短期，中期，还是长期的？是小衰退，中衰退，还是一次大的衰退？据此，有针对性地谋划应对衰退，甚至是应对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的长期和危机性大衰退的战略和对策。

（一）人口萎缩和老化的衰退风险

消费是人口为基础的需求支出，而生产则是一国是以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为能动推动力的过程。因此，人口、劳动力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及其速率，不能不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最重要因素。

从上表可以看出，与韩台高增长初与末比较，中国大陆高增长结束之年，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已经降低到了与其一样，甚至还要低的水平；而年龄中位数，要比韩台老10岁，人口老龄化比率比韩台高2个百分点。

与德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相比，如果从20世纪70年代提倡算起，我们比较特殊的是实行了长达40多年的越来越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而这些国家和地区虽然没有实行强制的计划生育，无一例外地也进入了老龄化和人口低速增长的社会，而高增长结束，通过指标对比分析，恰恰都是人口老化和低增长时，经济增长速度也大幅度放缓。

人口增长变动的客观规律是：从农业社会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到工业社会初时生活医疗改善而生育习惯没有改变时的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长率，再到工业化社会中后期时抚养成本、职业竞争、食品安全及污染等影响下的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再没有政府强制干预时，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中国实行了力度较大和时间较长的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其结果是：0到14岁的人口，从1982年的34146万，下降到了22316万，绝对数下降了2013年的近1.2亿人；而65岁以上的人口则从1982年的4991万，上升到了2013年的13199万，增加了8000万之多。小学和中学的在校生，劳动年龄人口等数量的减少，近几年规模均在300万人左右。普通小学数量，从1978年的94.9万所，减少到了2013年的21.3万所。更严峻的是，在2020年之前，老龄人口将增加60%，而劳动力人口将减少35%。

进行的比较和相关性分析表明：绝大部分世界先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人口生育率、中低龄人口规模、人口增长率下降，老龄人口比率上升等指标曲线变化较缓，变化到同样点的过程较长；而中国各相关指标曲线变化较陡，到同样点的过程较短。而人口生育及增长下降和老龄化与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呈很高的正相关性。这就是中国经济为什么高增长结束要比韩台提前9到14年，并且未强先衰的最重要成因。而计算的高中低预测：由于对庞大人口的过度过急性压缩，导致消费、劳动力供给将急剧和深度下滑，养老和医疗等成本将急剧上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将受到严重影响，如果没有预先有效的战略和策略性的应对措施，中国未来的国民经济将陷入持续和深度的大衰退。

（二）从相关数据看中国城镇化

尽管不时地看到有关逆城市化报道、文献研究，但从全球大数据，各国的统计看，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和集中，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规律。除了一些人口城市化比率达到75%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外，其他国家的人口，包括世界人口总的趋势，仍然是城市人口的比例在不断地上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与中国不一样的是，没有对这样的人口流动进行管制。

另外一项重要的制度是，绝大多数国家，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过程中，其土地资源产权是确定和明晰的，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其再分配，并且在投资、交易、入股、出租、抵押、继承、土地环境改变等过程中，逐步升值，使农民在向市民的转变中，也获得了一部分土地财产增值带来的收益。但是，在中国，即使1978年后，也实行了集体所有、农民承包的体制，产权不明确；而土地资源的配置也只能由政府出让或者寡头行政垄断拍卖的方式；宅基地和耕地的流转，受到种种限制。

对人口流动和土地资源实行不同的体制，与城市化，以及城市化推动的经济增长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用数据来分析问题。

1、中国特有的伪城市化

虽然中国2013年按照常住6个月以上人口统计的城市化水平为53.73%，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估计只有33%左右。2013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894万人，其中，外出进城进镇农民工16610万人，本地进城进镇农民工10284万人。加上他们所带的家属人口，估计达3亿左右。但是，绝大部分没有转成城镇居民户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只有0.9%的务工农民在工作当地购买了有自己产权的住宅；大部分务工农民的子女，不能享受城镇的义务教育；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及其家庭，没有进入城镇医疗养老社会保障体系；还有相当多政府为城镇居民提供的其他公共服务，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人口也没有享受。这与人口自由流动德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完全意义的人口城市化，有着巨大的差别。

2、政府从土地上拿走过多并推高房价

1978年以来，我们对土地体制逐步进行了改革，但是，其中的农村和城郊的集体土地，如何规划为建设用地，必须得经过从集体土地向国有土地的国家征用；并且建设用地从过去的划拨出让，到协议出让，再到政府行政寡头垄断的招拍挂，使住宅用地部分，价格暴涨，推高了房价；由此也形成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相当多的农村土地，政府几万元征收以后，再招拍挂高以几百万元的价格倒卖出去。

2013年土地出让金收入3.9万亿元，占全部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0%。2004年以来，由于收紧地根，严格的招拍挂，一家行政卖地，千家竞家，价高者得；而在需求疲软，达不到政府高价目标时，则以所谓的流拍停止供应土地。产权和卖地体制，招拍挂和土地财政机制，共同形成推高地价的强大力量。近几年数据的计算，房价中50%左右，是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加上各种税收，政府在房价款项中所收比例高达70%―75%。

全国房价收入比，总体上已经超过合理的5―6水平，一般的工薪阶层，买不起城镇的住房。特别是北上广杭深等特大和大城市的住宅，房价收入比高得离奇，在20―到40的水平，成了一家买房，父母亲戚朋友共助；而许多人因买房而沦为房奴。

3、农民购买能力低、住宅过剩和分配严重不均

从农村农民，包括进城农民及其家庭来看，到城镇买房，特别是在工作地买房，大部分人毫无希望。农村的农民每户年收入35584元，如果直接到城镇中购买，其房价收入比为17.53，也即农民不吃不喝积攒17.53年，才能买得起城镇中的住房。而工作在城镇中的农民工，其两口就业人的年收入为62616元，房价收入比为9.96年。也不可能有支付能力买得起。即使农民工在城镇租住，其成本也相当高昂。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的统计调查，农民工人均月生活消费支出892元，其中，平均453元用于房租，占消费支出的50.78%，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30%左右。

1991年到2012年底我国城镇住宅竣工累计套数，加原有存量，城镇住宅存量约为2.2亿―2.5亿套。2013年和2014年1―8月新增1167万套。城镇中有70亿平米的小产权房，合7000万套。考虑拆除的与2500万套保障房相抵，2014年8月底，城镇住宅存量大约在3亿到3.3亿套。

到2014年8月底，正在施工的465242亿平米，新开工的80173亿平米，总量约5454万套。全部竣工，城镇总计将有38454万套住宅。每套住3.5口人，可容纳134589万人，几乎可以让农村全部人口居住到城镇中。2013年，我国城镇住宅市场的整体空置率达到22.4%，城镇地区空置住房约为4898万套。按3口人一户，不到2.5亿户家庭，即使不再开工建住宅，全部竣工后，城镇常住人口每个家庭为1.54套住宅。外出农民工和一部分老人，在县城等城市和城镇购买了大约1500万套。1.5亿户城镇户籍居民将拥有3.7亿套住宅，每户平均2.5套。

按照城镇居民人口中，21%有多套房，66%平均一套房，13%无房租住计算。目前已有的3.3亿套住宅存量，减去1500万被农民工买去的住宅计算，城镇居民中有1套房的9900万户，无房租住的1950万户，多套房的3150万户家庭拥有6.85套住宅。

（三）城镇化的中断：出返双向不良漏回

对人口从农村向城镇流动的管制，包括虚无产权的集体土地制度，加上建设用地从集体强制征用为国有，农民除了微薄的农业和打工收入外，失去了他们祖辈土地的财产性收益，其价值大部分转移为地方政府的收入、开发商的利润、银行的房贷利息、企业用地的溢价收入和城镇居民房产的增值。农民的土地，变成了城镇中的住宅、商楼、工厂、学校、医院、高速公路、铁路和高铁等，但他们总体上没有从中获得应有的利润，成为他们的创业资本，成为他们购买城镇住宅的一部分购买能力。

仔细要分析的是：德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城镇化的流程和脉络，与人口管制和不同土地体制下的中国大陆，大不一样：（1）德日韩台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中，没有阻隔和障碍（实际上是农民进入城市的成本较小，难度不大，时间较短）。而中国大陆对人口向城镇的流动，进行了阻隔，设置了障碍，虽然逐步在打通流动进入的渠道，但至今也没有彻底放开。（2）德日韩台土地资产是一种市场属性的资源，能随着人口流动的变化而重新配置，发生了从单纯农业生产资料向土地资产的转型，土地财富得到了增值，土地的集中和再配置提高了效益；农民不仅在现代化的农业中增加了收入，并且土地产权是明晰的，可以在市场中流转和再配置，至少在交易、出租、入股、抵押、继承等活动中，从土地财富的增值中得到了可观的收益。而中国大陆的体制和结果是，产权不清晰，没有市场，农业用地由于不能流转，不能顺畅地集中和规模化，农业不没有较高的收益流回农民，土地从农业和农村建设用地向城镇和交通等其他建设用地转变，必须强制征用为国有，形成的是政府行政寡头垄断的招拍挂土地市场，推高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