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忠蒲：谁是“中国模式”的受益人？

这篇文章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爱略特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狄忠蒲（Bruce J. Dickson）教授在2009年5月22号时参加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举行的一场主题为“改革三十年之后‘民主’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的圆桌讨论会上的公开发言。发言的内容基本上是在对他2008年出版的《财富化为权力：中国共产党拥抱中国的私营部门》一书中介绍篇里提及的“裙带共产主 义”这一概念的进一步解释，文中他提出了原创性的他眼中的“中国模式”的具体内涵。对此类主题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去读一下Bruce J. Dickson教授前几年所出版的一部著作――《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党、私营企业主以及政治变动的前景》。

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之后，许多观察家都预计政治改革将成为正在进行的经济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然而中国当前却是把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与列宁主义的政治体制结合在了一起，这违背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所断言的国家干预不利于经济发展，而经济自由要求各种政治自由与民主的蓬勃发展这样一种认识。这种新自由主义模式（neo-liberal model）已经成了在过去二十年间进行国际援助和贷款计划的基础。然而中国却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安排，那可能会吸引各种各样的开发中国家。“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表明，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致力于（经济）增长的政治精英们的积极领导，而且那种威权主义的统治在维持这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以及限制要求更加多的公平和社会福利上面是必须的。因此“北京共识”在理论上是违反“华盛顿共识”的，并且迄今为止违背了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导致政治变动这样一种逻辑。没有去符合新自由主义的信条或政权更替的预言，中国领导人反而正在通过结合财富和权力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

预计进行总体上的经济改革、尤其是私有化会导致中国的民主化是基于两个假设。首先，中共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没有意识到伴随经济现代化而来的社会变动，并且是无法使自己适应这些新的情况。第二，中国的资本家内在上是支持民主化的。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基于他们所作的预测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不是什么被动的参与者，中共反而一直是经济和社会变动方面的主要势力，并已远远比绝大多数观察家所预计的还要来得适应。1 在推进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政策进程中，它积极的以各种方式拥抱私营部门。在改革进行的期间，其对于私营部分的支持已经显著的增长了。在说法上，它已承诺“支持，鼓励和引导”私营部门。3 这项宣誓以日益增强的语言已经自1988年以来成了中国宪法的一部分。此外，它还在2004年修订了国家宪法以保护私有财产，并在2007年了编纂进这项承诺颁布了物权法为。在意识形态上，中共已经从把私营企业主视为对于其存在的一种潜在威胁演化为拥抱他们把他们视作是支持（自己统治）的一个重要来源。在1989年以暴力方式结束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的示威后不久，中共禁止招募资本家进入共产党，视之为使用“非法手段寻求巨额利润，从而创造巨大的社会差距，并对不满的公众提供了帮助。”4 但从1989年到现在这个期间中，中共开始把私营部门视为新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税收的主要来源。不再把私营企业主视作是阶级敌人，中共开始拥抱他们、把他们视作是合作者。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中，企业家被提升到了中共声称被它代表了的第一阶层之中（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有了这个证明，中共不仅鼓励其成员进入私营部门，它也已增加私人企业家入党。从制度上来讲，中共已经与私营部门建立了各种联系，包括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商业协会（一些附属于中共，其它则由资本家本身所组织）。这些组织将允许中共去监视私营部门，也使得企业家之间可以互动，甚至游说政府。制度上的第二种类型的联系是已经在私营公司建立起来的党的组织网络（党的分部或支部）。这是中共连接本身与社会的传统手段之一，在过去的十年中在私营部门已成为越来越普遍发生的现象。

中国的私有化一个比较显著的方面是私营部门的迅速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这类做法的政治支持，而没有可察觉的来自资本家本身的压力。中共已经开始进行的经济改革，有利于私营部门，这么做是促进总体上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去满足中国资本家的具体利益。

预期私有化将导致民主化也同样依据的假设是，中国的资本家在本质上是持有支持民主的信念的并且希望有一个比当前政权更为民主的政体。这一假设是源自于欧洲的经验，欧洲城市资本家是推动欧洲各国民主变革的主要力量。在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著名的假说中，“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欧洲的城市资产阶级寻求政治权利和代议制度，以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民主于是逐渐出现了；但由于缺乏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城市财产所有者阶层5 ，结果是出现了威权主义的政权，要么是法西斯主义的、要么是共产主义的。

这样的观察影响了后来者的思考：资本家将是倾向于寻求民主制度以保护他们经济利益的。但在近期的发展中国家中，大商人与国家进行合作的情形远比早期欧洲开拓者们的情形要来得多。6 资本家并不总是需要去要求民主以保护他们的利益；反而，他们与国家发展出了合作关系以达到同样的目标。这种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在促进经济发展上享有共同的利益。但是，这部分也是基于共有的认同：政治和经济精英们往往有着家庭关系的连结并且拥有相似的社会和专业背景.中国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国家和企业密切相关。它们享有共同的认同以及共同的利益创造了对于（维持）政治现状的支持。中国的企业家一直是中共的经济改革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只有很少的动机去选择民主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政体。政治变动将引入政治的不确定性，并且很可能会损害其经济利益。他们可能会失去他们所偏好的亲近官员的路径并在随后会发现当前支持增长的政策会被更为民粹主义的政策所取代，那种政策有利于整个社会但却对资本家追求增长和利润的潜力造成负面影响。

不是被锁在需要民主制度去解决的与国家处于一种对抗性的关系里，中国的资本家、党和政府官员们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我称之为“裙带共产主义”（“crony communism”）的稳定关系。就像更加熟悉和更为常见的“裙带资本主义”那样（“crony capitalism”），中国的“裙带共产主义”奠基在存在于企业和国家之间温馨但往往是腐败的关系之上。但是这种温馨关系的方式已经发展并演变的非常具有中国特色了。在下面的小节中，我将详细说明中国裙带共产主义的性质，解释其动态，并评估其影响。

中共主导的

裙带共产主义首先并且最为基本的要素是，它是由中共所主导的。在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中，中共在政治组织上面享有垄断，这并不令人意外。但正如中共在中国政治的绝大多数方面起着中心作用，同样它也是裙带共产主义的中心。

首先，如上文指出的那样，中共发动的经济改革是出于它自己的主动并没有来自资本家的压力。事实上，在后毛泽东改革时代开始的时候，资本家实际上并不存在于中国社会。中共的经济改革为私营部门增长提供了空间，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重要，提供新经济的大部分的增长，就业和税收。但经济改革的最关键因素，如双轨价格体系，逐步放弃中央计划，并改组国有企业以产生增长和活力的经济是由中共所发动的。他们不是来自非国有利益集团压力的后果。

经济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同时还有共产党员，既有地方官员又有也具共产党员身份的民营企业家即一般所称的“红色资本家”（“red capitalists”）。许多红色资本家在进入商界之前就已经加入中共了（ 我称之为是下海资本家的一群人）。他们响应邓小平的号召“带头致富”，这一口号含蓄地承认，有些个人以及一些地区将会比其它人或其它地方先富裕起来。

最好占据最好位置先富裕起来的人都是与国家有着很好的关系，要不就是与地方官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或各层级党员。他们利用这些关系去开始他们的生意，获取资本以及外国投资，并获得国内和国外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能够把他们的政治权力转变为个人财富。其它企业家则被吸收到党里来，把他们的财富转变为权力。不论他们是在进入商业之前进入党里或是在做生意之后被吸收进入党里，红色资本家在商业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他们倾向于经营规模最大和最有利可图的公司（见表1 ） 。

大多数民营企业家认识到，红色资本家在经商方面有着这样的优势，虽然中共整体上对于私营部门的承诺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增长，这些优势可能已变得不太明显了（见表2）。保护私有财产，发展司法体系，特别是关于商业法，中国越来越多的融入全球经济就使得资本家越来越少地的依赖于国家。然而由非共产党员所拥有的规模较小的企业显示那些不是共产党亲信的人在扩张和运营方面仍然有留有限制的。

不仅是共产党员大大的受益于经济的私有化，就连他们的子女也是一样。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的孩子常常追随他们的父辈进入了党，政，军，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子女则都进入了企业（或是类似胡和温的女儿都嫁给了著名商人那种情况） 。一份内部的报告（据称是来自中央党校）指出中90%的中国超级富豪（那些个人财富超过了1亿元人民币的人）都是高阶官员的子女。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在更大一层意义上来讲财富集中在那些政治上有很好关系网络的人的手中是裙带共产主义的最关键要素。与此同时，公共体认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的主要受益者是政治内部人士威胁到了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的合法性。不仅是迅速的增长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还是因为经济财富与政治权力是操控在同样一群特权精英的手里。

分权的

中国的裙带共产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它是分权的。许多党、政府官员和资本家的勾结是发生在地方一级。与东南亚裙带资本主义的做法不同的是，中国的裙带共产主义不是8由一个居统治地位的家族或中央领导人所主导的。相反，它涉及到了各级阶层的官员。

国家和私营部门在中国的彼此密切联系部分是因为要产生经济增长这样一种迫切需要所驱动起来的。增长率是一个“硬目标” ，地方官员必须达到才能升迁.9这给了他们动机去鼓励与私营部门的合作，私营部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地方官员控制大多数项目的批准，以及是否出售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或转让土地使用权给开发商。

这种控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腐败交易。许多已经私有化的企业以超优惠的价格成交，地方官员以它们真正价值的一小部分出售了公司以及资产，几乎是瞬间就让那些买了公司的亲信富裕了起来，官员因为他们在交易中起到的作用收受了贿赂和回扣。在其它情况下，资本家给地方官员的家庭成员提供恩惠作为他们讨价还价默契的一部分。他们可以提供就业机会给官员的子女和配偶，为他们支付私立学校的学费，甚至外国的教育机会，甚至会买汽车或房子。当地官员也可能有他们自己的生意，无论是直接拥有或经营公司或间接参与家人和朋友所拥有的公司。地方官员去支持私营部门的动机因此不只是由于职务提升方面的愿望，也是基于现实的物质利益。

裙带共产主义的好处是由各个阶层的官员所共同享有的。大多数对于贪污的指控涉及到的官员都是县级水平以下的。除了少数高层的腐败案件（如陈良宇和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中共惩罚的主要目标是低级别官员。尽管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这种不当的做法低估了省和中央一级的官员的腐败行为，它也体认到各级官员正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受益。

换言之，裙带共产主义带来的好处是相当分权的。批准项目的权威并不是是由少数的高层领导人决定。因此，在合法的以及腐败的交往方面，各级官员既有动机又有手段去与私营部门合作。

扩散的

裙带共产主义一个不同的方面是奠基在中国的政经架构上面的。不同于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他们国家的财富主要集中在那些有着良好政治关系被称为“寡头”（“oligarchs”）的少数人手中。11中国的私有化并没有形成类似的财富集中。相反，中国的私营部门的特点是中小规模企业占主导地位。一方面，这意味着总体上的经济改革和私有化的受益人是特别的广为散布的。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资本家之间的集体行动是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