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自力 乔晓楠 李菁：中国模式与未来道路探索

[摘要]采用比较制度分析范式系统地分析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领域发生的制度变迁及所形成的制度特征,其独特的“中国模式”是造就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历时30年的改革业已过去,一个独特的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已经形成,此时,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未来的中国是继续以美国、英国抑或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为目标,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方位模仿和移植,还是以我为主,走制度创新之路?毫无疑问,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完善需要依靠创新而不能依靠模仿。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经济体制也暴露出各自的缺陷,因此我们认为,以基于模仿的经济转型任务告终结。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我们仍然要不断总结、学习和吸收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但是重心将从模仿转向创新,即在认清中国实际情况和总结外国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用创新的精神健全和完善中国模式,形成创新导向的中国模式。

一、经济奇迹与中国模式

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之所以被称为“奇迹”,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年均经济增长率达9.6%,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根据2007年的数据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四位,仅次于美、日、德。按照1978年价格计算出的2007年GDP总量已经是当时的13倍左右,而按照人民币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相当于1978年的9倍。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到2000年国民收入翻两番的目际,不少人持有怀疑态度,甚至认为“冒进”。但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发展得比邓小平预想的还要快,中国仅用了10年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的经济奇迹。这要比英国所用的58年,日本所用的34年,印尼所用的17年,韩国所用的11年都更短。1978-2005年,农村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了23.4倍和29.6倍,恩格尔系数也分别从67.7下降到45.5、从57.5下降到36.7,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近年来,中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在优先发展农业、轻T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对外经济方面,2007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1745,37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三位,与1978年相比增长了104倍;2007年实际利用外资747.74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之一。连续多年的双顺差使外汇储备持续上涨,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底,外汇储备达16821.77亿美元,位居世界首位。中国奇迹不仅使中国在短期内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跃升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而且还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意义深远。

通常,一个国家在土地、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不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和制度的两轮驱动。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有许多业已发展成熟并且具有很高效率的新技术和新工艺可供学习借鉴,“后发优势”十分明显。可是,好的技术能否真正被吸收,并且为我所用,促进发展却要取决于是否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所以,较之于技术,制度的作用更为重要。始于1978的经济改革恰恰就是要解决制度问题。历时30年的经济改革不仅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而且发展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模式”。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界定“中国模式”呢?我们认为,中国模式并非某种国家发展战略、某种意识形态或某种经济理念,而是一套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制度体系。这其中既包括了落实于书面的正式制度,又包括无形中影响我们各种行为的非正式制度;既有在潜在收益驱动下发生的制度变革与创新,又包含传承着中华文明依赖于过去规则的制度基础与脉络。同时,中国模式也不同于前苏联体制和西方道路,而是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富民强国之路。

二、中国模式:一种独特的道路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模式,本文将基于比较制度分析范式展开讨论。之所以选择比较制度分析作为我们的研究范式,主要是因为它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分析范式的种种弊端,便于我们更为深入全面地理解制度及其运行的作用规律。

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论特点是:1以有限理性和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作为经济分析的前提;2将制度内的相互作用和互补性看作制度存在的重要条件;3注重历史研究;4制度内生于人类的经济活动。

青木昌彦(2001)在进行比较制度分析研究时,将所涉及的制度划分为共用资源、交易(经济交换)、组织、社会交换、政治和一般性组织六个“域”来考察。本文为了系统刻画中国模式的特征,全面展示中国改革的进程,将所涉及的制度安排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四个“域”并逐一分析其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制度转型的路径及其特征进行深入的讨论。

(一)中国模式的经济域特征:公有制居主体地位与有调节的市场经济

1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财产关系系统。制度创新是引导中国经济奇迹的主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最大的制度创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强调公有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有力地动员社会资源办大事,确保全体社会成员整体利益得到维护和实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有效调节收入分配,避免资本过分逐利而引发有效需求不足,甚至经济危机,加强国民经济的安全性。改革实践表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的出现大大增强了经济的动力和活力,公有制经济控制了关系同计民生和经济安全的相关重要领域及产业,提升了对市场经济运行的控制力。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是中国模式的典型特征,也是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原因。

2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位一体的经济决策系统。中国特色经济决策体系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位一体的决策系统,它与现代西方市场经济的企业一元化决策体系形成鲜明对照。在集中计划体制下,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决策完全由政府作出,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缺乏自主经营和创新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随着改革的深入,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实现了自主经营和自我发展;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现了职能分工,中央政府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对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地方政府则在拥有一定财力的基础上,规划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推动地区资源的整合和产业重组,提升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在中央政府、地 方政府和企业三位一体的决策体制下,决策权实现了分散化,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同时中央政府又对经济运行过程实行有力的控制和协调,保证了中央、地方和企业决策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三位一体决策体系具有决策速度快、执行能力强、动员力度大的效果,极大地降低了组织和制度运营成本,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

3政府的有力调控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相结合的协调体系。在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具有决定意义。1978-1992年,改革正处于摸索时期,政府职能基本上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当1992年确定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目标后,政府职能才开始真正为经济发展服务,主要包括:(1)制定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公共政策,促进社会全面发展;(2)制定和维护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则的公共政策及其法律规范,构造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公正交易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保证市场的公开、公平和有序;(3)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兼顾公平,促进社会稳定和协调;(4)调节和引导经济发展,提供公共产品,发展规模经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科技进步,克服社会公害,实现经济增长和稳定等。

按照比较制度分析范式的观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市场是为了解决制度稀缺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制度需求大于现存的制度供给,所以要通过政府的主导作用进行制度创新,解决制度稀缺问题。政府的制度供给是要创造一个能迅速发动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但这种制度安排未必是一个发育完好的市场体系。因为即使一个发育完好的市场在支持政府规定的高速增长目标方面也可能会失效。所以,归根到底,只有政府主导才能发动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东亚模式(亚洲四小龙)采用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获得了成功,而拉美国家之所以走向失败,以及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之所以面临深刻的金融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政府放弃了对经济的有力调节和干预,采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中国模式的成功正是因为坚持了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

4物质利益驱动的动力系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形成,它标志着物质利益驱动的制度动力系统的形成,这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忽视物质利益,单纯强调精神鼓励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的动力系统形成对比。物质利益驱动的动力系统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条件,促使人们为了获取在既定制度安排下难以获得的潜在收益而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旧的制度被破除,大量的新制度应运而生,例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等都是结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新制度的出现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技术的全面进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

(二)中国模式的政治域特征:强化政府的制度供给功能和经济功能

1加强政府的制度供给功能,确保正式制度的构建。市场经济是一套基于正式制度安排运行的资源配置机制,没有完善的正式制度作支撑,就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正式制度构建中,政府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中,政府一直承担着持续供给改革所必需的正式制度的责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府提供正式制度供给有助于市场导向的制度安排得以顺利而有效构建:首先,改革通常不是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必然有人因改革而受到损失。而这些人往往成为改革的阻力,为了让他们支持改革,就必须依靠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进行协调和利益补偿,否则改革进程可能因为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加剧而受阻。第二,由政府推动正式制度供给有利于提高效率,避免因为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贻误制度与政策的出台时机。第三,为了巩固改革成果,成功的改革措施必须上升为正式制度,而政府可以组织人民代表大会推动相关政策与制度的建设与出台。显然,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否则会严重制约正式制度的供给,进而导致制度缺失和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

2加强政治建设,确保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在政治建设上,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T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规避了一党制可能出现的独裁,又避免了多党制轮流执政导致的政局不稳,同时,还与我国的国体和政体相适应,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党的执政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对以权谋私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应保持高度警惕,不顾群众意愿、任意而为,正是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重要教训之所在。党领导改革,自身也必须进行改革,要发扬党内民主,带动党外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完善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使政党政治有所创新,避免走上西方金钱政治道路。

3地方政府的分权竞争。中国的财政改革经历了“分灶吃饭”、“分级包干”、“财政包干”到“分税制”四个阶段,最终确立了按照中央与地方事权分工和调动两个积极性的原则,按税种重新划分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和共享收入,核定支出基数,合理确定上界和补助数额的财政体系。中国所实行的以财政分权和政绩竞争为基础的体制具有三个显著作用,其一,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地方税收的剩余索取权,并且这种剩余索取权具有可置信承诺的性质,因此激励地方政府更努力地发展本辖区内的经济。其二。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对剩余地方税收的追求,所以地方政府有动机减少对辖区内无效率国有企业的补贴与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