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 陈钊：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两大因素和两种力量

摘要：本文将导致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地理与政策两大因素，并且认为顺市场的工业集聚和逆市场的市场分割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两种力量。

关键词：地理、政策、工业集聚、市场分割

这篇文章试图在众多已有的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本因素。我们将说明，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有两大因素和两种力量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两大因素是地理和政策，两种力量是顺市场力量所导致的市场整合，以及逆市场力量所导致的市场分割。

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地理的因素在市场力量下成为加剧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因素，其直接的体现就是出现了工业集聚现象。在改革的前一阶段，政府的政策不仅没有努力去控制这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相反，还实施了一些带有地区倾向性的政策，加剧了地区间差距扩大的趋势，直到最近这些年，这种政策倾向才得到纠正。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而地区间的地理条件差异又非常之大，改革以来市场力量使得地理条件的差异成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基本决定因素。正如我们将要指出的那样，改革以来，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都出现了整合的趋势，要素和商品的流通加剧了地区间的竞争，以及地区间分工的重新整合，具有地理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发展外向型的制造业方面更加具有优势，从而出现了这一地区的制造业集聚。市场的力量对于改革以前人为均等化的资源配置体制起到了纠正作用，从而导致了改革后地区间差距的扩大。正是因为看到了市场力量加大地区间差距的作用，地方政府在分权的体制下动用自己的经济和行政力量采取了一些逆市场的政策分割市场，其初衷是通过阻碍市场整合的政策来获取更多的地方利益，但其结果却是导致国内市场的分割和重复建设，不利于地区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就是在这样两股方向相反的力量之下，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间差距得以逐步地演化。

本文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节总结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事实；第二节将讨论地理和政策两大因素是如何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第三节将讨论市场整合和市场分割两种力量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第四节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事实、问题与背景

改革以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很多有趣的现象，这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颇为引人注目的与中国区域经济差距有关的一些事实。

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基本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1）各个省级行政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渐扩大，除了在1990年和1996-1998年期间有小幅度的下降以外，区域间收入的基尼（Gini）系数逐步上升，到2001年时已经达到了0.214（参见图1），城市职工平均收入和家庭人均收入的数据也显示出省之间的差距有上升趋势（Knight，Li and Zhao，2004）；（2）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而三大经济带内部的收入差距则有“俱乐部”收敛趋势（Zhang et al.，2001；Yao and Zhang，2001）；（3）城市职工平均收入和家庭人均收入的数据表明，省内部的收入差距在上升，但省内部的收入差距在不同的省之间却有趋同趋势，这一现象在地区一级（沿海-内地）或者城市一级也存在；[①]（4）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由于在制造业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导致这三个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现出扩大趋势（Chen，Jin and Lu ，2005）。

已经有非常多的文献研究了中国区域间差距的成因，[②]从收入决定的角度来说，所有可能影响收入的因素的地区间差距都可能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我们的一项研究利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法研究了一些影响收入的因素对于收入差距的贡献。在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形成过程中，一个因素对于收入差距的贡献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这个因素与收入的相关系数，二是这个因素本身的分布有多不平等。给定一个因素与收入的相关系数，这个因素本身的分布不均程度越严重，它对收入差距的贡献也越大。而给定一个因素的分布不均程度，它与收入的相关系数越大，它对收入差距的贡献也就越大。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因素的分布完全平等，或者这个因素与收入完全无关，那么，它对收入差距的贡献都为零。我们采用了Shorrocks （1999）的夏普里值过程来看收入决定过程的各个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收入差距分解的结果发现（如图2所示）：（1）表示经济开放的指标（人均FDI 和贸易/GDP比率）对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贡献显著为正，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2）资本投入（K ）是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最为主要且日益重要的因素；（3）以非国有化为特征的经济改革对地区间收入差距有显著作用；（4）教育、地理位置、城市化和人口负担率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在减弱（万广华、陆铭、陈钊，2005）。

注：图中各变量为人均资本投入（K ）、用于代表劳动的人口负担率（Dep ）、人均受教育的年份（Edu ）、去除了行政性支出后人均的政府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Gov ）、人均FDI （FDI ）、贸易额/GDP的比率（Trade ）、用非国有企业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率表示的改革或非国有化（Reform）、用非农业人口比率（Urb ）表示的城市化或工业化程度、表示中部和西部省份的虚拟变量合成的地区变量（Location）。

我们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

经过很多研究者的努力，关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差距的影响因素（或者说相关因素）已经基本清楚了，除了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的各种因素以外，交通基础设施也被认为是影响地区间差距的重要因素（D émurger，2002）。在既有的研究中，有关中国地区间差异的成因，不同的文献得到的结论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差异，只是由于所用的数据和所采取的方法不同，使得文献对同样的因素对地区差距的贡献有不同的评价。在本文中，我们希望回答的问题是：

第一，在众多得到确认的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中，什么是更为根本的因素？“更为根本”这个词在经济学里是很难得到确切的定义的，我们使用这个词是想表达这样的含义：在各种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中，有些因素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只是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表现，它们只有通过一个收入决定过程（或者说收入决定函数）决定了收入之后，才把经济发展的差距转换为收入的差距的，这类因素包括资本、教育、工业化（或城市化）进程、政府用于支持经济建设的支出等。我们更为关心的是，在这种种差异的背后，又是什么样的因素起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呢？我们试图说明的是，地理和政策是比其他因素更为根本的因素，对此，我们将在下一节中有所阐述。

第二，导致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是在什么样的机制下作用于收入差距的？在这一点上，既有的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比较薄弱的。有相当多的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仍然以检验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收敛假说为目标。但是，从最近十年以来的理论进展来看，对于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收敛假说的质疑越来越多。其中，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给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非常多的理论洞见，如果引入收益递增假说，那么区域经济发展的收敛趋势可能根本就难以实现，相反，区域间的差距却可能持续存在。此外，另一个方面的理论研究告诉我们，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行为是非常相关的，而要考察地方政府行为，则需要考察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政策的形成机制，特别是财政分权的体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这些都是在理论上有待拓展的领域。

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地理与政策的视角

在既有的文献中，人们已经从多种角度讨论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其中，有这样一些因素被认为是重要的：（1）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享受到了各种优惠政策（特别是一些放松管制的政策），得以更好地融入了全球经济（D émurger，et al.，2002），并且更多地获得了国际直接投资（杨开忠，1994；魏后凯，2002；武剑，2002）；（2）乡镇企业的不均衡的发展（张平，1999；万广华，1998；Rozzelle ，1994）；（3）偏向于东部的财政转移（Raiser，1998；马拴友和于红霞，2003）；（4）不同地区基础设施条件的差异（D émurger，2001）。这些因素，连同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收入决定函数中的各种因素，大多数都是区域发展差异的表现而不是原因。与此相类似的是，制度学派在讨论增长的原因时说，要素的增长是增长本身，而不是增长的原因（North and Thomas，1973）。我们认为，导致地区间发展差异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就是地理和政策两大因素，而其他的因素（如资本积累、FDI 、乡镇企业的发展、基础设施条件等）在不同程度上都与地理和政策有关，甚至是由地理和政策因素决定的。

地理与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及相互作用

不管是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还是我们自己的思考都告诉我们，地理和制度在决定增长和区域发展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同等重要，相对来说，地理的因素更为根本。因此，我们试图在这一部分里讨论地理和政策两大因素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工业的发展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一些具有特殊条件的小型城市经济以外，一个地方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往往是以工业的发展为基础的。在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发展的水平，因此，这一节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将仅以工业集聚为例来考察地理与政策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上文已经说明了，资源、地理位置、气候等地理因素（或者说传统的经济地理因素）在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而其中特别重要的则是地理位置。在图3中，经济地理对于工业集聚的直接作用用箭头（1）表示。在中国，由于自然条件比较好而导致的工业集聚的例子是存在的，例如，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之所以逐步成为工业集聚的中心，其不可比拟的优势就是距离大的港口比较近，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的工业集聚可能与水资源较为丰富有关，而辽宁和山西则是依靠矿产资源成为工业中心的典型例子。

但是，正如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指出的那样，传统的经济地理学不能解释两个重要的经济现象：第一，一些在纯自然条件方面并不一定非常有优势的地方却成为了工业集聚的中心；第二，两个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相近的地方却可能在工业集聚方面有非常不同的表现。在中国，我们也可以找到这样一些例子。例如，与周围省份（特别是福建）相比，浙江的自然条件并没有特别的优势，浙江与福建相比，并不属于资源丰富的省份，港口条件也没有特别的优势，但是，浙江的工业集聚趋势却比福建明显的多。广东和广西是另一对例子，这两个省份的纯自然条件并不大，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里，广东已经成了非常重要的工业中心，广西却仍然是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两者的差异显然不完全是自然条件的差异可以解释的。

对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经济地理学给出了较为成功的解释。在新经济地理学里，一个地区的企业数量、人力资本、市场规模和交通运输条件被认为起着重要作用，而这些因素又在收益递增机制下自我强化，可能不断加剧工业集聚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从这一视角来看，浙江的重要优势可能就是因为它地处长江三角洲，更加接近国内大市场，同时，它又拥有宁波和上海的港口条件（这在传统的经济地理学里也很重要），从而接近国际大市场。而浙江星罗棋布的小企业和专业化分工的工业区又在收益递增机制下不断地聚集更多的工业生产活动。相比之下，广东的经济地理优势则显然与靠近既是大市场、大港口，又是重要的外资来源地的香港有关。这些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工业集聚的直接作用表示为箭头（2）。需要指出的是，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并不是否定了一些传统的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一些地理因素的影响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中变成了间接的影响，甚至我们可以把两个地区间的经济地理的差异也看作一种偶然因素，例如，浙江和广东所拥有的大市场本身就与它们的地理位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