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导论

农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农业劳动力产出或产值的提高。显然，在农业人员占大多数的国家，如此的变化乃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键，也是现代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应区别于不附带劳均产出增加的总产量上升，譬如，来自耕地抑或单位面积劳动投入扩增的总产量上升。后者即我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乃是中国明清以来至少六个世纪中农业变迁的主要型式（Perkins 1969; 黄宗智 1986, 1992）。今天，在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奇迹"之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位，并多半将在二十年中超过美国而达到第一位，然而人口压力和农民收入低仍旧是主要问题。

但是同时，中国农业今天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发展契机。这主要源自三大趋势的交汇：1980 年代以来人口生育率的显著下降和其所导致的1990年代以后新增劳动力的递减；快速的每年约1%的城镇化以及大规模的非农就业；人们食品消费和全国农业结构的转型，从低价值的粮食转向更多的高值农产品，既是进一步资本密集化也是进一步劳动密集化的、能够吸收更多劳动力的农业。结果是农业劳均产值持续上升，在近三十年中达到平均年5%多的增长率，总共上升了不止五倍，远远超过一般意义的"农业革命"。

但在国家政策上，当前还有许多尚未确定的抉择。中国的发展方向是否将会是比较简单的资本主义模型（虽然是具有庞大人口压力以及众多贫困民众）？抑或将是一个分配比较平均的发展？或者说，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历史经历是否会和后三十年的市场改革以某种方式合并为一体，抑或是完全被抛弃？

第一编：从内卷到隐性农业革命

本书首先对中国的农业作历史和比较视野的回顾--历史视野是为了超越意识形态，国际比较则是为了在全球视野中更清晰地指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别与共同之处。

中国与英国、日本、台湾和韩国相比

本书从18世纪中国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和英格兰之间的比较开始，说明中国农业变迁之与西方典型农业发展的不同（第二章）。中国是高度劳动密集的单一种植业农业制度，平均每个农场仅1.25英亩，英国的则是低劳动密集的混合种植业和牧业的农业制度，其农场平均规模达125英亩。[1]在长江三角洲，牲畜放牧和饲养由于人口压力而基本被排除。正如农业家卜凯（John Lossing Buck 1937a: 12 ）多年前指出，供养肉食人口所需要的土地是供养粮食人口所需土地的六七倍。英格兰则具有足够的土地来支撑一个肉食+农作物的农业制度。[2] 如此不同的土地/人口"要素禀赋"严重抑制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18世纪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农业变迁主要体现在单位面积土地劳动投入的增加。例如，从水稻转入棉花，其所需要的劳动投入是水稻的18倍（包括纺纱和织布），其收益则远远不到那样的比例；又例如，从水稻转入蚕桑，所需要的劳动投入是水稻的9倍，其收益则才三、四倍。如此的变化也可以视作（我称之为）"内卷型商品化"，因为从粮食转入棉花/蚕丝生产意味着进一步的商品化。其结果是总产值的上升，但是是以单位劳动力或劳动日产出/产值的显著递减为代价来做到的。在18世纪的英格兰则很不一样，每劳动力的产出上升了几乎一倍，主要得助于畜力的使用。这是在圈地运动之下，系统混合种植业与畜牧业（此前在共有土地上放牧）的结果，其典型是所谓诺福克的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轮作制度，小麦和大麦供人食用，芜菁和三叶草用来喂牲畜和恢复地力。正如瑞格里（Anthony Wrigley 1985）证明，如此的劳动生产率上升意味到了18世纪末，仅占总人口1/3的农业人口，能够为其余的2/3的人口提供足够的食品。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后来的经济变迁作出了一系列的贡献：它为非农部门释放了劳动力，首先是城镇的"早期工业化"的手工业，继之是后来的制造工业。同时，农业收入的上升也为当时（包括农村在内的）"消费革命"提供了条件。城镇化与蓬勃的城乡交换，导致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展望和抽象化的分工、竞争、规模经济效益以及螺旋式经济发展（Smith 1976[1776]: 401-6）。此外，城镇早期（手）工业发展（主要是纺织业）为人们提供了在家庭农场之外的可能生活来源，因此而导致了 "人口行为转型"，主要是较早结婚和较高的结婚率。另外，科学和技术革命为工业制造业提供了条件，其能源则来自英格兰早先发展的煤炭业。（毋庸说，后来不列颠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掠夺和榨取也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特殊条件。）以上众多半独立半关联的变迁的交汇构成了不列颠工业革命的起源。

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的不同鲜明地体现于"早期工业化"的不同。在英格兰，早期手工业发展很快便变成一个城镇的现象，其劳动者由此得到了独立于家庭农场的生计，而那样的独立能力允许他们较早结婚和更高比例地结婚。这是瑞格里和Roger Schofield等人所研究和证实的现象。（Wrigley和Schofield 1989 [1981]; Levine 1977）

在中国，棉纺织则和家庭农场紧密缠结，相互依赖，不能分别为人们提供生计。棉花种植与纺纱和织布形成了所谓"花、纱、布""三位一体"的农场生产组织，分别为一个农户提供其部分生计。属于上层阶级消费品的丝绸生产则稍有所不同：其植桑、养蚕和缫丝被整合在一个家庭农场之内，但须要较昂贵的织机和较高技术的丝织这一环节则多被分别开来，并能为其工作人员在城镇提供生计，高档丝绸产品尤其如此。虽然如此，中国农家的手工业（贴切地被称作农家的"副业"）与18世纪英格兰的早期工业化以及伴之而来的城镇化的差别仍然是非常鲜明的。

中国经历之所以与英格兰不同，其关键在于其人口和劳动力相对过剩。这是我在第三章与农业发展理论家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对话的中心论点。舒尔茨的论点来自一种原教旨市场主义视角，他认为，即便是在印度（和中国）那样的传统农业经济中，由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人口过剩不可能存在。他从理论前提出发，认为劳动力必然和其它的生产要素一样，乃是个稀缺资源。为此，他拟造了一个 "零价值"劳动力的稻草人来论证理性经济人不可能为零报酬而劳动。但是，我们对中国18世纪到1950-1980年代的现代农业投入（化肥、科学选种与机械化）的中国农业的详细回顾则说明与此十分不同的历史实际。事实是，市场经济必须和人口压力联系在一起予以理解，而不是像舒尔茨那样将两者隔离开来，无视人口压力。符合实际的概念是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和报酬递减，不是零报酬的绝对过剩。以上提到的"内卷型商品化"便是很好的例子。

在英格兰之外，另一个比较对象是日本。人们也许会认为日本是"东亚模式"的典型，与中国相似，其土地/人口比例远低于英格兰。但进一步的检视说明，日本和中国十分不同。首先，它得助于较早的人口转型，早在明治维新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中便已进入低人口增长状态（Smith 1977; Hanley 和 Yamamura 1977）。其后，在1880到1950年代现代投入（主要是化肥和科学选种）进入的时期，因为工业蓬勃发展并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其农业人口总数基本没有增加（Hayami, Ruttan 和Southworth 1979: 11-12）。结果是现代投入所带来的效益几乎完全呈现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达到每年2%的幅度，也就是说，每36年便翻一番。（Yamada和Hayami 1979）。在日本的模式中，农业革命不一定起到了引擎的作用；更显著的是工农业的相互推进。

与此十分不同，中国在其现代投入进入农业的时期，即1950到1980年间，人口每年增加约2%，而农业产出则每年只提高了2.3%（Perkins 和Yusuf 1984: 第2章）。结果农业变迁的型式主要是单位面积劳动投入进一步密集化，而不是借助现代投入来节省劳动力或提高劳均产出，最后是农业劳均产出/收入几乎停滞（以每劳动日计算，则完全停滞）。工业则在同时期中每年平均增长11%。结果是国民经济中非常显著的城乡差别。这段时期的中国经验可以描述为没有农业发展的工业发展。（Perkins 和Yusuf 1984: 第4、6章）

中国此时期的农业变迁型式的一个生动的例子是，拖拉机在长江三角洲所起的作用：它没有导致劳动力的节省，反之，是导致了进一步的劳动密集化。拖拉机促使此地农业在水稻和冬小麦之上再加上一茬，变成早稻+晚稻+冬小麦的一年三茬制度。拖拉机的来临使八月初在十天之内"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双抢"成为可能。在11月份的抢收晚稻抢种小麦同样。但第三茬的种植意味每劳动日报酬的递减。化肥和高产品种的介入因此并没有导致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黄宗智1992；Perkins 和Yusuf 1984）

当然，国家为了保证城镇供应而在计划经济下强制压低农产品价格（也是为了增加从农村提取的剩余，用来发展城镇和城镇工业化），也是农业生产劳均产值偏低的重要原因，结果是更加严重的城乡差别。

另一能说明问题的是与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比较，它们也属于所谓"东亚模式"，是在日本之后的农业现代化例子。它们之与中国农业的不同主要来自在日本殖民政府统治下那段历史。殖民政府的目的虽然是为了日本本国而不是其殖民地的利益，但是在农业方面确实带来了一些重要的现代化措施，包括灌溉面积的扩大以及化肥和科学选种的供应。

在台湾，农业人口虽然和后来中国大陆一样，每年增长了约2%，但是，其农业产出增长得更快，在1917到1937年达到每年3.6%的幅度（Teng-hui Lee [李登辉]和Yueh-eh Chen 1979: 78)。Samuel Ho 证实，在1910到1940年间，化肥投入提高了7.3倍，此外则是科学选种，都主要由殖民地政府提供（Ho 1968: 318）。 Alice Amsden 在她的总体回顾论文中，估计农业劳均生产率在日本统治的50年中，大约增加了一倍（Amsden 1979）。 也就是说，相当于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幅度，而且是在约一半的时间之内做到的。[3] 它为后来的经济发展作了铺垫。

韩国农业的经历则介于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其人均产出要高于中国，但低于台湾。与台湾相似，其农业现代化始于日本统治时期。Kenneth Kang 和Vijiaya Ramachandran证实，日本殖民政府实施了两大政策：一是扩大灌溉面积16倍，从1万公顷到16万公顷，一是提高化肥使用，从1920年的1.5公斤/公顷到1940年的208公斤/公顷（Kang和Ramachandran 1999: 792, 表6）。在此期间，韩国农业人口每年增长了0.87%，但是农业产出则增长多得多。韩国学者Song Hwan Ban说明，农业产出增长率虽然在1920-1930年间只达到0.5%的幅度，到了1930-1939年间，提高到年2.9% ，主要来自高产的水稻科学选种和与之相应的化肥投入(Ban 1979: 92-3)。Ban论证，在1918-1971年间，韩国农业劳均生产率平均每年上升了1.4%，也就是说，总共翻了一番还多。(Ban 1979: 105)

毋庸说，如此的发展背后还有众多其它的因素，尤其是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正如许多分析者指出那样。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到后来大量（相对于台湾和韩国经济规模而言的）美援所起作用，它不仅援助了农业发展，也促使非农发展达到能够吸收足够劳动力的程度，使台湾和韩国能够避免像中国大陆那样的内卷型变迁。正如Ban指出，美国政府在提供化肥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这是所谓"绿色革命"的根本条件（Ban 1979: 112）。农业劳均产出因此能够达到比农业人口增长要高出一定比例的幅度，结果是比中国大陆要高得多的人均产出和收入。而那样的发展则使相似于英国经验的城乡交易（以及农产品出口）成为可能，促使台湾/韩国在1980年代末便在人均GDP上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为了给这里的讨论一个量的纬度和概念，我们不妨看一下比较经济史家Angus

Maddison对以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的合理猜算。我说"合理"，是因为他没有受到新近来自意识形态时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