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远：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创新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史上，没有长盛不衰的企业制度。因应特定环境所产生的企业制度，其经济优势从来不会长久。①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同企业制度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它们使企业制度发生了某些变革，也使企业制度的资本主义性质保持了一致性。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组织和运转方式，正是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企业制度不断创新的结果。企业制度集结了劳资之间、劳劳之间以及资资之间多重矛盾，而且内化了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这些矛盾是推动企业制度变革的内在力量。产品与工艺创新改变了企业制度的物质技术基础，反过来，特定的企业制度对产品和工艺创新又有制约作用。企业制度变革虽然不直接创造超额价值，但它通过改变技术选择和影响工人劳动付出而赋予具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和国家以不同的超额价值创造能力，进而赢得或失去国际竞争优势。企业制度创新有律可循，一种在特定时期促进经济发展的企业制度，总是在更有效的企业制度出现时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企业制度创新的轨迹在一个特定国家是不连续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特殊的历史文化中形成的独特企业制度，由于契合了特定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和研发资本②活动的需要，才获得了崛起的机遇。

一、企业制度创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微观基础

熊彼特把“实现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视作五种创新之一，③他没有考察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同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创新之间的联系，但他把企业制度创新同产品和工艺创新相并列。制度学派深受历史学派的影响，将“制度”概念主要理解为文化，“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人’是文化的理性个人”。④虽则在动态进化和整体文化上研究企业制度，但企业制度实质是一种文化范畴，而不是经济范畴，企业制度的演化不过是思想和习惯的自然淘汰过程，或人类应付外界变化的心理变化过程。霍奇逊认为，制度主义与生物学十分相似，倡导生物学的演化论而不是物理学的“万物”论。⑤新制度学派的企业理论从个人主义方法论出发，将企业制度及其变革仅仅置于交换领域来研究，以交易费用解释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和企业制度演化史，⑥生产领域发生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以及整个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则落在它的视域之外，这种企业理论对生产关系没有做出任何说明，只在一个抽象的交易费用概念基础上做非历史的数量分析。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分析框架有两个限定条件：一是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中研究了工艺创新，从手工工场到工厂制度的变革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为基础的，也就是以工艺创新为基础的；二是马克思研究的工厂制度在时间上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初期，在空间上限于英国。

工厂制度的出现以“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为躯体。⑦机器体系的出现固然是产品创新，但作为劳动资料这种特殊产品的创新，物化了工艺创新，机器体系是工艺创新的重大成就。因此，工厂制度的形成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随着工艺创新，物质技术基础发生变化，才导致企业制度也发生变革。手工工场分工的技术基础是手工技艺，工厂制度的技术基础是机器体系。

工厂制度作为资本主义方式的微观基础，是以劳资关系为核心矛盾建立的企业组织。马克思在考察工厂制度时，以劳资矛盾发生了不同于手工工场时期的变化为核心内容。他从尤尔对工厂的两个不同定义出发，认为工厂作为“工人看管着的机器体系”和工厂是“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两种说法含义根本不同。这种不同正是由于劳资关系在手工工场和工厂制度中发生了变化。在前一种说法中，结合总体的工人是主体，机械自动机是客体；在后一种说法中，自动机本身是主体，工人本身和无意识的器官并列，是受中心动力支配的对象。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从劳动控制物化的资本，到物化的资本控制劳动，在马克思那里是由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的概念转化来把握的。在实际隶属中，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机器上的一切劳动，要求训练工人学会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划一的连续运动；手工工场旧的分工制度在工厂中延续下来，过去工人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工人神经系统；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劳资矛盾的这些变化，使得资本在工厂中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傅立叶因此称工厂为“温和的监狱”。⑧

工厂制度与中世纪个体手工业者家庭和行会手工业作坊不同，它比手工工场更大规模集中了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还集中了劳动力。因此，工厂制度包括劳动者之间的分工和分化，也就是包括劳劳矛盾。马克思比较了手工工场和工厂制度中的劳劳关系：“在自动工厂里重新出现了分工，但这种分工首先就是把工人分配到各种专门的机器上去，以及把大群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小组的工人分配到工厂的各个部门，在那里，他们在并列着的同种工作机上劳动，因此，在他们之间只有简单的协作。工场手工业的有组织的小组被一个主要工人同少数助手的联系代替了。重大的差别是实际操作工作机的工人（包括某些看管发动机或给发动机添料的工人）和这些机器工人的单纯下手（几乎完全是儿童）之间的差别。所有《feeders》（单纯给机器添劳动材料的人）或多或少地都算在这种下手之内。除了这两类工人外，还有为数不多的负责检查和经常修理全部机器的人员，如工程师、机械师、细木工等等。这一类是高级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有科学知识，一部分人有手艺，他们不属于工厂工人的范围，而只是同工厂工人聚集在一起。这种分工是纯技术性的。”⑨可见，企业制度所集结的生产关系中，劳劳矛盾是一个重要矛盾。

资本主义企业执行的是资本的职能，那就是创造和占有剩余价值。马克思将工厂制度置于资本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范畴内加以考察，对我们研究企业制度变革具有方法论意义。工厂制度造成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对剩余劳动压榨的加强以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提升了超额剩余价值的创造能力。这是资本能够占有超额剩余价值的经济权力。在生前最后一篇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批评阿•瓦格纳：“这个蠢汉偷偷地塞给我这样一个论断：只是由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不合理地为资本主义企业主所得’。然而我的论断完全相反：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按照商品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规律，‘剩余价值’归资本家，而不归工人。”⑩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凭借的不是法律上的占有权，而是现实的价值创造能力。“‘资本家的利润’事实上不是‘仅仅对工人的剥取或掠夺’。相反地，我把资本家看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的职能执行者，并且非常详细地指出，他不仅‘剥取’和‘掠夺’，而且迫使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帮助创造属于剥取的东西。”（11）从简单协作的手工工场到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再到工厂制度，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实际帮助创造了可供剥取的东西。“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像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12）

由此可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微观基础的工厂制度，是以机器体系为技术基础、以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关系为核心、包括劳劳关系在内的以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为目的的企业制度。资本主义企业制度不是单纯的生产关系，它有自己的技术基础作为躯体。（13）正因为如此，随着不断的工艺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资本主义企业制度才发生变化。生产关系的集结是企业制度的主要内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企业制度所集结的生产关系包含劳资关系、劳劳关系和资资关系。在“所有者资本主义”（14）企业中，由于企业的资本归企业主所有，因而企业内部尚未出现资资关系。马克思考察的工厂制度正处于这一时期，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史的初期。但从企业制度后来的演化来看，应当将资资关系纳入企业制度的内容中，股份公司就以内含资资关系而着称。另外，在企业制度发展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市场关系实际上也进入了企业内部，在福特制和丰田制企业里，就包含这种关系。工厂制度既然以劳资矛盾为核心，而资本在矛盾中又占主要方面，因而决定着企业的目的只能是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

以马克思对工厂制度的考察为基础，我们可以对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做出一般规定：在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上，以劳资关系为核心，由各种生产关系集结而成的以创造和占有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微观经济组织。企业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细胞组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考察，应当从企业开始。《资本论》第1卷考察的单个资本的直接生产和积累过程，正是一个标准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经济关系。

二、企业制度的演进

影响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创新的因素有很多，只有从企业制度的内在关系出发，才能确定这些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创新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因而造成企业制度的物质技术基础发生变化。手工工艺为机器体系所取代，是工厂取代工场的物质技术条件；电力和重化工技术取代传统的机器体系，是德国股份公司取代英国工厂制度的技术前提；大规模流水生产线技术取代传统的机器体系，是美国福特制企业取代英国工厂制度的技术基础；弹性生产技术取代流水线技术，是丰田制企业取代福特制企业的物质技术条件；信息通讯技术取代流水线生产技术，是大规模定制生产企业取代福特制和丰田制企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可见，工艺技术创新对企业制度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生动体现。产品创新究竟发生在劳动资料上，还是发生在工人消费资料上，对企业制度同样有重大影响。没有作为工人消费品的汽车的出现，福特制企业不会出现；没有工人消费个性化时代的到来，也不会有丰田制企业。

第二个因素是劳资关系的变化。劳动对资本是形式隶属还是实际隶属，是个体隶属还是阶级隶属，对企业制度的创新影响极大。从工场到工厂的演变，就是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的转变。劳动力资源特别是熟练劳动力资源的缺乏，决定了劳资矛盾的基本态势，也是丰田制企业能否取代福特制企业的关键性因素。

第三个因素是劳劳关系的变化。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场，工人们会联合起来捣毁机器，阻碍工厂制度的出现；而熟练工人控制车间技术会阻碍大规模生产的企业制度产生。劳动者之间的技术分工会导致工人组织性增强和工会的出现，成为企业制度的一个要件。集体谈判改变了企业制度的运行机制。产业后备军的存在，降低了企业管理的难度；劳动市场的碎片化和工资水平的国民差异，是跨国公司出现的重要原因。

第四个因素使资资关系的变化。企业的资本只归资本家个人所有，产生了“所有者资本主义”企业，合伙所有产生了合伙制企业，股份化产生了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使资资关系溶于企业内部，如果是在外部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和分包业务，则产生出网络化企业组织。如果对外投资，则产生跨国公司制度。资本主义企业制度演化的一个规律是：资资关系在企业内从无到有，从内到外，因此影响资资关系的各种因素最后都会通过资资关系影响到企业制度。

第五个因素是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这个关系在福特制企业出现以前是作为企业外部因素影响企业制度的，而此后开始融入企业内部。福特公司生产的汽车，将公司员工作为消费者，要使工人买得起汽车，不仅要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汽车价格，还要给工人较高的工资。企业与市场关系部分纳入企业内部，与集体谈判的出现相适应，是对公司制度的重要补充。此后，在丰田制企业和大规模定制生产企业的制度创新中，越来越重视将外部市场需求纳入企业制度内部，成为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甚至主要方向。

以上这些因素对企业制度创新产生了重要作用。在企业制度演化的早期，这些因素大多以直接的方式自在地发挥作用，对于既有的各种企业制度进行自然检验、选择和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