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强：张五常的财富增长理论

（张五常博客管理员按：这是“《中国经济制度》研讨会”的与会者提交的文章。因为此前张五常教授发布他的“财富仓库理论”时，简略地提及他已经解决了“财富增长理论”的问题，余下的就是“财富累积理论”的问题。有读者朋友问及张五常的财富增长理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觉得姜建强老师的这篇文章作为文献综述性文章解释得比较详尽、系统、清晰，因此在此发布。）

本文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理论上对张五常的财富增长理论做一个总结，并概括出两个关于财富增长的张五常定律。张五常第一定律是指，市价准则是财富增长最快的竞争准则；张五常第二定律是，竞争准则的转变将导致财富增长的变化。在第二部分，本文试图用这两个定律解释中国经济制度的本质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第三部分是对主流经济学中关于竞争与经济增长的一个简单理论文献评述。

一、“看不见手”理论与张五常定律

众所周知，“看不见手”理论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为世人留下的一笔重要思想遗产。这个理论是说，交换是人们的一种自然倾向，而经由价格信号指引的交换可以促进分工，分工带来的效率则可以极大地提高一国的财富增长水平。可以说，这个关于财富增长的“看不见手”理论是经济学的精髓，此后的经济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从逻辑上完善和美化它，思想上并没有多少创见。200多年后的今天，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诠释了这个国富理论，基础是他的租值消散理念。与前人不同，他的分析起点不是斯密的交易，也不是科斯的交易费用，而是竞争！要说他的这个理论，其实也非常简单。因为资源稀缺，所以竞争无可避免；有竞争，就必然有决定胜负的准则。重要的是，竞争准则的采用都是为了减低租值的耗散，而在无数可供采用的准则中，惟有市价准则不会导致租值消散。[1]经济学上，租值是另一个角度看财富，而租值消散的最小其实也就是财富的最大化了。因此概括起来就是，市价准则是财富增长最快的竞争准则。本文将此称作张五常财富增长理论的第一定律。[2]

窃以为，他的这个财富增长理论要比斯密的“看不见手”理论好很多。斯密着重提到了分工在促进财富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但事实上，分工与财富增长并不一定总能够划等号。尽管斯密那个“制针工厂”的例子很有感染力，但说分工促进财富增长，似乎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从古到今，小到一个封建家族制，大到一个国家计划经济，或少或多都有着分工。然而经验证明，这种分工虽然可以提高一个家族的财富增长，甚至一个军队的执行效率，但未必能够提升一个国家的财富增长。当然，我们都知道斯密并非指这种分工，而是指那种价格机制下运作的分工，但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一种分工可以促进一国财富的增长，而另一种分工却不能。第二，即便对于那种价格机制下运作的分工，且不说现实中分工有多么的复杂，单单就分工的分类和量度，就会让多数经济学家望而却步。不是说分工不重要，而是说理论上要解释分工促进财富增长，就一定要让分工可分类以及可量度，否则就无法被事实所验证。后来经济学的发展也表明，人们干脆忽略了分工，把价格机制与财富增长分开来处理。[3]由马歇尔集大成的价格理论被专门用来讨论资源的配置效率，而关于财富增长的话题，则是因为罗伯特・索罗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了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才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关于这个新古典增长理论，本文将在第三节再来讨论。

张五常的财富增长理论不考虑分工，但有斯密所说的交换。从竞争的角度去看，采用什么样的竞争准则也就决定了怎样的交换方式以及人们用什么与别人进行交换。比如，采用排队的方式，竞争准则是先到先得，人们用等待的时间与别人交换。而在市价准则中，出价者高先得，人们是用金钱进行交换。因此，张五常与斯密的分析起点是相近的，只是角度不同。然而，角度的转换可能会带来重要的发现。为了更好地说明张五常第一定律，我还是喜欢用那个关于金矿的思想实验。[4]假设有一个无主的金矿，而金矿是有租值的。如果金子的分配是以暴力作为竞争准则，那么付出的流血或者生命将会替代金矿的租值，从而导致金矿原本可以有的租值被消散了。在这种竞争准则下，金矿虽然还是那个金矿，但财富增长是负的，因为人们付出了血和生命的代价。将竞争准则改为排队呢？金子是先到先得，人们用时间成本替代了金矿的租值，金矿的租值在一定程度上被无谓的时间成本消散了。不过，相对于暴力竞争准则来说，金矿的租值虽然或多或少被时间成本所耗散，但每个人的生命得以保全。一个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而另一个付出的只是时间的代价，显然后者的财富状况要比前者是增长了的。将竞争准则改为市价准则，必须提及一个要点是，采用市价准则一定要以私产界定为前提，这也是张五常所强调的。[5]假设金矿被私有化，金子是根据出价者高先得的方式进行分配，同时再允许我假设金矿主喜欢吃牛肉，因此人们可以用牛来换金。在市价竞争准则下，用多少头牛来换一单位金子就是人们所出的价，这个交换比例是在竞争下决定的。因此，想要金子吗？那么就多养牛吧，这样就可以出得起更高的价。反过来也一样，想要牛就去努力掘金。在市价准则中，人们无须支付生命的代价，也无须支付等待的时间代价，因此金矿的租值并没有被耗散，人们所支付的只是养牛或者掘金的劳力等代价。重要的是，由于更多的人去养牛、掘金，或者从事其他生产性的投入，整个社会的财富水平也就随之增加了。

看起来，张五常第一定律只是从竞争的角度重新诠释了斯密的“看不见手”理论，但实际上这个定律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很多。而谈及这点，就不能不提他早期创立的合约理论。合约理论中一个要点是，合约是结构性的。[6]结构性的含义是指，任何合约都包含有关资源使用和价格收入条款的规定，前者是指与价格收入条款相关的使用资源的约束条款，后者是指有关资源使用权转让的价格收入条款。两者互相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理解这一点，不妨先考察产权完全转让这样一个极端情形。这个极端情形就是张五常所说的断权（outright）交易，也是我们经常接触到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这种交易其实也是一种合约，只是过于隆重，人们很少这样提罢了。更为一般的情况是产权的部分转让，此时有关的交易合约就是结构性的了。对于一些合约，比如租金合约、工资合约等，仅涉及有关资源使用权的部分转让，因而合约中就会明确地规定有关使用资源的价格收入条款。而在另一些合约中，虽然资源的使用权利也是部分转让，但似乎很难观察到具有“明码标价”的价格收入条款，比如分成合约。如果一般化地去看，分成合约中的分成比其实也是一种价格，与断权交易中的价格以及定额合约里的租金价格是类似的。同样重要的是，这些价格都是在市场各方的竞争下所决定的。因此，只要没有外力干涉交易以及合约的自由签订，它们本质上都是一种市价准则。

斯密的“看不见手”理论，或者说传统的价格理论，通常只适用于分析断权交易的情况。然而，真实世界中大多数合约都是结构性的，而且非常普遍，尤其在生产性领域以及商业领域中。理论上，我们日常交易中所观察到的市价在张五常那里只不过是合约价格收入条款中的一个特例而已，而定额租、分成比等这样一些合约的价格收入条款才是市价准则的一般化形式。因此，张五常第一定律不仅适用于传统的断权交易，而且同样也适用于分析结构性合约的交易。只要不存在外在的干预，无论断权交易还是结构性合约交易所采用的都是市价准则，因而是租值耗散最小的，或者说财富增长最快的竞争准则。

但是，真实世界中的竞争准则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由于种种原因，竞争准则会由非市价准则向市价准则发生转变，或者由市价准则转向非市价准则。因为不同竞争准则代表着不同的租值耗散，所以也就对应着不同的财富增长水平，这样我们就有张五常财富增长理论的第二定律：竞争准则的转变导致财富增长的变化。从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不难发现，由非市价准则向市价准则发生转变，通常源自于人们对财富增长的理性诉求；而从市价准则向非市价准则的转变，则可能是受一定历史时期流行的社会公平观或者某种社会思潮的影响。

对于从非市价准则向市价准则的转变，张五常曾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文中有过详尽的分析。他在这篇文章中的讨论所依据的正是这里的张五常第二定律，只不过他没有明确这样提出罢了。他在那篇文章中明确地指出，30年前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是从以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向了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但如果从竞争准则的转变来看，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也是一种从非市价准则向市价准则转变的过程。前面曾提到，市价准则的采用是基于有私产的存在。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中，虽然消除了私产，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准则的存在。逻辑上，没有竞争准则意味着租值将会被消散殆尽。根据张五常的租值理念，消除私产，从而消除市价准则，就一定会导致其他非市价准则被采用，目的是为了减低租值的消散。张五常的观察是，中国改革前用来减低租值消散的非市价准则是一种用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从财富增长角度来看，这种非市价准则尽管没有市价准则来得好，但毕竟是约束竞争的一种准则。改革开放后，张五常从中国市场上发生的诸多迹象中发现，中国似乎正从这种非市价准则向市价准则发生转变，而且转变的速度非常快。正是这一观察才导致他写下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其中的各种推断当时竟然让他的芝加哥大学同事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后来确实被中国的经济发展事实所验证了。

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并非一直朝着财富最大化的方向行进，政府也会因种种理由对市场上自由议价以及签约活动进行干预和限制。只要存在着这种干预和限制，就意味着竞争准则将由市价准则向非市价准则发生转变。根据张五常的第二定律，这种转变不仅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租值耗散，而且也会导致财富增长速度的放慢。举个例子，假设政府因为某种奇怪的理由将原来市价每单位10元的苹果管制在5元以下，会发生什么？很明显的是，卖主有5元钱的差价不能合法地拿到。这个5元差价作为一种租值在实际中会以不同形式被耗散，但不会被耗散殆尽。[7]究竟哪一种非市价竞争准则会被采用？以及相应的租值耗散方式以及程度到底如何？这些问题都将决定财富变化的真实状况。这里，我们只需提及两种比较显而易见的租值耗散形式就足够了。假使卖者是一个守法公民，见到自己辛辛苦苦种植的苹果卖不上价，就会转而从事其他不受价管的产品生产。一方面，苹果这种财富的生产会因价管的存在而减少；另一方面，生产不受价管产品的经济收益可能不如种植苹果来得高，这样5元的差价就有一部分被消散了。对于买者来说，因为不能以出价高的方式买到苹果，要么是节欲，要么就是通过非法方式从那些不守法小贩那里高价购买。原本买苹果只需花10元钱，现在却可能要额外支付搜寻兜售苹果小贩的时间成本以及有可能触犯法律的精神成本，如此等等。而在市价准则中，买方这些被耗散的租值完全可以用来从事更有生产性的事情，即便在家赋闲也是一种财富增长。

以上所举的例子只是关于断权交易的价格管制。实际中，政府还会有针对合约的各种干预和限制。尽管现实中的合约形式非常复杂和多样化，尤其是生产性要素合约，但简化地来看，只要政府干预了合约中的市价准则，那么某种非市价准则就会被采用。至于现实中究竟哪一种非市价准则会被采用，则需要大量的经验考察和分析，因为不同竞争准则的采用会影响到财富增长的真实变化。可以说，对于理解政府各种干预政策，以及这种干预给财富增长所带来的真实影响，张五常第二定律是一把利器。

二、解释中国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堪称世界奇迹。包括“主流经济学家”在内的大多数学者都曾给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但都不是很成功。比如，有人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因为存在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劳动力廉价并非是中国独有，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可能比中国还要廉价，为什么它们没有中国式的增长呢？为此，一些学者认为，廉价劳动力不是原因，制度的变革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但对于这种制度究竟是什么，似乎又道不明，说不清。张五常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这本小册子里，虽然由权利制度或者竞争准则的转变推断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加速，但这似乎还不足以解释改革后中国为什么有着如此之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的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