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疏通知远：中国经济史通识的获取

《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虽是一本论文结集，写作于不同的时间，但前后脉络一贯，作者关怀的重心始终放在“大国效应”、“财政市场”与经济历史变迁的关系上，对土地制度、财政赋税、小农经济三大问题作了联动式的梳理，恰如书名展示的那样，特色显著，有自己的独立思路。这一论题也是我个人科研的兴趣所在，与作者往来切磋甚多，算是知音者中的一个。如今搏非兄既有意乐成之，自当略仿“我辈从来文字饮”的古谊。

念祺决非高产学者，自嘲曰：“所著甚少”（《自序》）。若著作等身者与之较劲，与倚马立章者搏出手，念祺的少与慢就成了软肋。继云“人又散漫”，则自谦过当了。人之兴趣各别，思维的习性往往相差甚大。有勤于耕耘者，连作细耕不辍，收获不断。也有用心观察，静时多而动时少。然凡有中意的猎物出现，猛然一跃，必有大的斩获。念祺似属后一类，不了解的以为偷懒，知己者则赞其沉潜多思，猎狗有道。

这几年学位论文比GDP增长还快，看的论文不少，但读念祺的文章常常使我产生异样的感觉。他对史料稔熟，大学一年级就已经把《资治通鉴》遍读一过。此后自立家室，对先秦、秦汉诸书更是异常酷好，时时咀嚼，已内化为己身的学养，浸润出一种境界。这些，都可以从文章里感受得到。另一特点是行文承乃父“优美白话”风格，俗而兼雅，考据从大处着眼，征引则要言不烦，但求文意连贯，陈述流畅，故史料多经消化融解，绝不显山露水，唯恐人不知。只顾驰骋思辨，玩咏自得，以为别人也烂熟于掌故，省略去许多常识性的交代，有点像鲁迅说的，可以写成短篇小说，决不掺水拖沓成中篇甚至长篇小说。有相当中国通史基础的，我想读本书必能深味其疏通知远、以索贯钱的不易。

念祺始入大学历史系，已是1979年夏秋之交，属“老三届”有幸进入高校的第三批。其时，我才过不惑之年，谬忝授业老师，一样蹉跎了十余载青春岁月，年龄相差不大，同命相怜，感情不一般。记得连续聆听赵俪生讲授“土地制度史”，皆为才子型的翩翩风度醉倒，方始知道天下还有这样能用潇洒动情的方式表述深刻思考！念祺升三年级，我蒙系上特允，挑选一些人“脱课”作江南乡镇历史考察，一行八人，竟走了一个半月，巷尾村头，访贫探富，什么都感到好奇，收获是书本上读不到的。回想起来，启蒙我们经济史研究思路的，有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起步不久，有幸多次接触这位史界前贤。他对待年轻一辈真诚，不像有的专家，稍有一点本事，就居高临下。听过他讲王亚南、郭大力讲课不同风格的故事，深羡其受惠于老师《资本论》的研究，对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结合，深悉个中三昧。其书人称“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学”，十分耐读。赵、胡两先生的学术影响，或显或隐地在念祺的文章里常可以见到。80年代，读书气氛极浓，思想比较单纯，交往也不掺功利心。看到什么好书，相互推荐，找来就读，无论中西与古今。即使读守实老的土地制度史，有佶屈聱牙的味道，因其深刻玄妙，也不敢丝毫怠慢。我和念祺就是在这样的学习环境里，愉悦地走进史学园地。

如果从胡如雷书体验到了逻辑分析的力量，蒙文通《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长文，则为我和念祺打开了获取经济史通识的路径。翻阅旧刊，偶然见到《川大学报》上的蒙文，读后大喜过望。我的《农业经济结构试析》处女作，就是在先生此文启发下写成。文通先生尝自言其治学方向的转变道：“后寓北平（1933－1936），始一一发南宋诸家书读之，寻其旨趣，迹其途辙，余之研史，至是始知归宿，亦以是与人异趣。深恨往时为说，言无统宗，虽曰习史，而实不免清人考订獭祭之余习，以言搜计史料或可，以言史学则相间犹云泥也。于是始撰《中国史学史》，取舍之际，大与世殊，以史料与史学诚不可混于一途也。”现在蒙著《中国史学史》讲义终算面世了，新读所附《宋史叙言》，更觉文通先生以向心力与离心力通释先秦迄明清的社会政治与思想学术的关系，数千年间学术风气种种跌宕起伏的因缘尽数托出，赏心悦目。体验到前贤不仅要求识字（小学、经学），更追求经史事理相通，达至“疏通知远”，知所取舍。要求眼光须极远，不局促一朝一代，不满足“考订獭祭”，从数百年乃至千年以上的历史观察中，由大量似续似断、似是而非的史料丛林里，“迹其途辙”，察变观风，使史识不为落空，并能看出历史内在的关节，一以贯之的脉络来。那是何等地不易啊！念祺作文，大抵本此旨趣，故致数月或积年而不得动笔。我常起恻隐之心，劝其何苦呢，这不是在跟自己过不去？然而，心里明白，唯有跟自己过不去的，对前贤的心向往之，不致徒成酒足饭饱后的谈资，学问亦可能会有真长进。

蒙文通、柳诒徵、陈寅恪都盛赞一位少为人知的经史名家，他就是蜀中奇人刘鉴泉。鉴泉先生强调疏通知远就是察变观风。他说：读史有出入二法：观事实之始末，入也；察风气之变迁，出也。不尽力搜罗全面的史料，沉浸其中，就不可能把握过程全部，原始要终。不瞻前顾后，用心比勘，也可能被史料压垮，捉不住变迁关节，仅为两脚书柜。进得去，出得来，疏通知远的境界也就可能达到。我们常有挤牙膏式的疏通，用一段，挤一段，囿于局部所见，顾此而失彼，就是因为缺少了鉴泉先生说的那种工夫。

说到疏通知远，整理历史脉络之何以可能，就联想到中国的经络系统。此种系统，用西方人体解剖学无法对应于某物、某系统，成了一项至今还未曾被人破解的“人体科学之秘”。然中医使用于诊疗疾痛方面，痛则不通，不痛则通，对症下针，屡试而不爽，效果非常之灵验。疏通中国历史的脉络，一似发现无形的社会机体运行经络，亦须有同类的体验无有读书时感受到的历史动态运行的“痛”与不通，获取脉络方面的灵感难以产生。因此，以寻觅历史脉络为目标，必须经历痛－不痛－通、又痛－又不痛－又通，这样反反复复的史料磨勘贯通，不断注重从动态中触摸、体验历史的演变，积久才可能有总体性的领悟。这决不是一条功利捷径，却是治史者理应备尝的炉火煎烤。赖此作底，或专或深，即使是偏隅一方的专门家，也不会滑行到前贤所痛疾的细琐杂碎、雕虫篆刻一路去。我非常钦佩苏秉琦先生。他虽是考古名家，专注新石器时代的地下发掘，却具有超常的史学通识，卓然开拓出“大考古”的新径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称“五朵金花”的争论，与本书诸多话题均有直接间接的关联。土地究属公有、国有、私有，是时各说不一，争讼难解，就像众多古碗粉碎于地，堆在瓦砾之中，随便拾取其中的几块碎片，都不难说出一通评论来。[1]我一生甘为教师匠，因讲课的需要不致对争论漠不关心，也偶有评论，却易犯朝三暮四之病。念祺则非，他的固执也在这里。旧潮已退，新浪涌动，时人以专偏争奇，对此项公案已经兴味索然，他却把这种争议看作思维之痛，偏要钻进故纸堆里，追根溯源地弄个明白。此即颉刚先生所谓之打破沙锅问到底。这一痛，就通了十余年，现在终算有了反复出入的完全体验，可以向读者交代出一个“察变观风”的头绪来了。

文集第一篇，实为全书“导论”，是帮助读者进入他所描述的变迁轨迹的引子。人为群体动物，村社集体所有制，可能是农业民族最古老的一种土地占有形式。孟德斯鸠、卢梭的始于个人开垦占有说，乃是私有产权逻辑化所作的理论假设，几乎不可能成为历史初端。根据姜寨村落遗址的分析，我认为至少五六千年前我们已经有公田共耕与份地分耕（分配到户）的“二元经济”格局。以后历史变化的奥秘，正如本书所疏通的，就看公田、份地的性质如何一步步异化，以及“份地”如何日益细碎化，日益的动荡不稳定（秦以后，仍把小农自耕之地看作是国家给予的份地；所谓“占田”、“口分田”之类的名称，由此而来）。

变化的动因是什么？念祺对《尚书•尧典》“食哉惟时”一段高度敏感，是谓用心读书，文字的意义会跳跃而出。由此而得启迪：从农业稳定开发与定居的需要出发，一条由部落林立、中原自保、相互联盟，过渡至国家组织形式多元分层控制、分散制衡，最后演进为专制集权的变迁轨迹，被一步一步描述出来。[2]其中各种争夺土地资源的内外战争是关键中的关键。它如同自然灾变一样，是推动进入文明时代、引起组织变迁的强大推动力，由此而早熟地催生出政治统治形式的大型化以及后来的精密化。以战争为动因，我们现在看到了念祺所揭示的一条规则，那就是：军事人力与军事费用的增长，导致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组织体制随之发生变化；而政治体制的变化，反过来又引起经济体制的变化。中国成功地创造出了特定的农业大国，大国一统的规模，军事－政治体制的集权与大型化，都为世界所罕见（世界上也有过一些大帝国，缺乏此类不二法门，多为松散凑合，兴也勃，亡也速）。然而由此付出的制度成本费用，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望尘莫及的。[3]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体验的识史眼法。舍此而评估中国历史的发展，不是小视死去活来的顽强生命力，就是为其发展的外在视觉形象所蒙蔽，莫名自得。现今显露的缺陷，就是认不清中国曾经有过的辉煌是相对的，却将近代历史沉沦尽归咎于外人。历史演进内在的弱势与隐患既被掩饰遮蔽，在中外有些人的笔下，“中国中心”就走调为中国从来就是好、什么都好，可以孤立自在地继续走下去，有可能会异变为一种意识形态。

念祺的这种研究的思路，不同于纯经济史，采取的是社会经济史的进路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考察，而后又加入赋税财政体制，三者互动，变迁的图景是立体的。众所周知，讨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老得不能再老的话题，然而很长一段时期，总找不到沟通两者关系的“中介”，成了勉强粘贴的两张皮，而不是像第二热力律所说的，两极高低不同的热能由传导运动产生熵值那样，有一个能量耗散的过程。念祺冥想苦思的结果，终于发现财政制度有联动两者的“耗散效应”。执其两极而细究其中因缘，许多疑惑可以迎刃而解。例如财政由税人为主转向税地为主，误以为可以促进土地私有，实则在财政市场膨胀的作用下，小农乃至地主的负担有重无轻，产权更趋不稳定。地主逼不得已改行租佃，自主经营的地主遂日形减少，变为消极的食租者。小农经营规模日趋细小，资本投入仍极低。如此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关节。说实话，这一觉悟在我则要晚到些，由弗兰克、彭慕兰引起的思维之痛，才变得强烈起来：中国的国家力量是如此地强大，渗透一切，牵制一切，它对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怎么想像也不会过分。舍财政而论经济，只看经济积少成多的总量，迷惑于城镇表面的繁荣，将经济财政分配格局置之度外，就像走进雾区，一片迷茫。所以我在这里要向读者特别推荐这一有特色的方法论，拨开笼罩在中国经济现象表面种种迷雾，识破内在机制的一种特别的破码技术（与王国斌的对话，对此又有深入，请参《史林》发表的座谈实录）。

对中国历史知道的越多，苦恼也越深；苦恼越深，收获亦多。最近周武整理出的柯文访谈录，很值得一读。它非常生动地表述出一位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认识不断演进的心路历程。柯文的独特，就是为学不苟且，不满足既有的成绩，常以今日之我挑战昨日之我。不停步地问自己，以什么样的角度与方法理解中国历史最少偏差？故每走一步，均有创获，不在原地兜圈子。在我理解起来，柯文“中国观”视角转换的典型例证，正好说明中国历史的侧面非常之丰富，不同的心情，不同的观察背景之下，给人的感受可以多种多样，甚且截然相反这里不仅仅是史家的主观意念在起作用，也是历史客观方面的多面性必定会造成这样那样的斑驳杂陈，单色调、单视角的描绘不可能完美传达她的意韵。许多不同的印象或诠释，并非一定是此对彼错，冰炭不相容。相反，极有可能它是一种很好的互补合成，有助于立体地完善对中国历史整体情景的理解。可惜的，我们有些人不像柯文那样由自我检讨而引出反思，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昨日“西方中心”还唱个不停，尔今忽成了铁杆的“中国中心”，扶得东来西又倒，少有独立的主见。

许多事情，都难于用一面说煞。商品经济发达，城镇经济繁荣，既是真实的，可底气却是虚假、病态的，这是胡如雷揭发的一项秘密。现在有念祺的“财政市场”一说，使这一论题变得更为强有力，除非皇顾左右，故意绕开，想直接否定也难。[4]同样，私有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史料里遍处可觅。契约、契税的存在，证明民间产权的买卖确然常见。“千年田，八百主”，常被形容为私有产权活跃的标识。但进一步追究这种属于地主、自耕农的土地产权何以如此地不稳定？他们是因为哪些原因失去的，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