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理性与信仰：经济学的双重维度」正文
在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中，没有一个领域象经济学那样，在两个世纪的演进过程中，经历过那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骚动与革命，并对人类思想形态产生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我们不能夸大经济思想对于社会制度变迁和精神世界的普遍作用，但是历史上那些卓越的经济学家们，还是以其精湛的洞察和富于说服力的论述对公众实施了或明或暗的影响。正如凯恩斯（J. M. Keynes）所说的：“从事实际事务的人相信他们自己完全能够免受任何智者的影响，但他们却往往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当政的狂人自以为凭空可获得政见，然而他们的狂想却往往是从数年以前某些经济学者的思想中汲取而来。”经济学令世人惊叹的尚不止是其广泛的渗透力与深远的影响力，还有其自身涌现出来的活力，而这些活力的源泉，是经济学内部的健全而持续的批判传统。正是这种清醒的（尽管有时是激烈的甚至是刻薄的）批判意识，不仅表达了经济学自身的困惑，而更重要的是，它给予经济学者集体反思的勇气，而经济思想史上每一次严峻的反思，都开启了经济学内涵和范式上的革命。
但是与之相关的消极趋势似乎也在滋长着，并引起了学术界深沉的忧虑。与经济学的渗透力日益扩张这一事实相应的是，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自信正在演变成哈耶克(F. Hayek)所警戒的“致命的自负”，这种心态，阻碍了经济学以沉静谦逊的姿态借鉴与汲取来自其他学科的思想菁华。而实际上，经济学可以从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那里领受的思想滋养远比它给予这些学科的为多。经济学对于笛卡尔(R. Descartes )“工具理性”的尊崇已经使得经济学家发展出一种精致而繁琐的数学语言，这种被许多经济学家指摘过的“数学形式主义”(W. Leontief，1983)，在给予经济学思想以普遍性和统一性的同时，也抽象掉了经济学所必须关注的历史与制度这些重要的路径依赖要素，抽象掉了经济学思想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因而也同时消解掉了古典经济学中始终坚守和洋溢的人文关怀的精神立场。尽管我们不能否认，现代经济分析中数学语言的运用，是经济学中一场重大的“修辞学革命”，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联结全世界经济学者的一种共同话语标准，这似乎是任何科学成长的必经之路；但是我们同时也不应该放纵这种趋势的不适宜的泛滥。这种泛滥的后果，是经济学思想的日益浅薄化和形式化，数学语言在赋予经济学思想以某种“科学外表”的同时，抽象掉了经济学重要的“知识社会学”特征，即经济学实际包含着比数学符号和数理推算远为丰富和有意义的历史、制度、文化内涵，而这些特征是不可以经由数理形式而简化和通约的。因此，当经济学逐步巩固其数理形式并在这种趋势上过度发展的时候，古典时代的理性精神就逐步蜕化为一种机械的工具理性，这种趋势阻碍了经济思想自身的开展，也阻碍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科际沟通以及与公众的交流。现代经济学在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中变得越来越“孤独”了，它不但不是凯恩斯所说的“经济学的艺术”，而且以其晦涩枯燥和干瘪的经济学形式而使自己逐渐淡出思想界和大众的视野。
而经济学既然是一门“使人幸福的科学”（萧伯纳），那么它就应该为思想界贡献有价值的思想，应该把视角重新投向“人”，从而再次关注苏格拉底所提出的“人应该怎样活着”这样的根本问题（Socrates Question）。因此在我看来，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陷，是其人文精神传统的丧失，这就导致经济学尽管在数理分析技巧上取得重大进展，但是由于对“人的意义”这一重大问题的忽视，由于对历史、制度、文化等要素的忽视，最终仍然不能回答和超越古典作家所提出的经济学命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学不单是理性的产物，它还应该是信仰的产物；它不单是逻辑推理和数理建模，它还应该是人类信仰和良知的载体；它不仅应该在智力的层面上拓展经济学的内涵，还应该在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意义上找到经济学存在的真正价值。我很赞赏盛洪先生对于经济学精神的诠解方式：“在最高境界中，经济学不是一堆结论，不是一组数学公式，也不是一种逻辑，甚至不是一种分析方法，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也就是说，经济学应该具有理性和信仰的双重维度，应该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
在这本并不厚重的经济学文集中，我试图从我对经济思想的理解出发，探讨我所感兴趣的经济学命题，在这里，对于现实经济运行与制度演进的关注，与对于人文历史和道德哲学的关注被置于同样的位置，这种学术取向，可以通过我所评论的经济学家的类型上得到某些暗示。而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则源于我在福柯(M. 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意义上对经济学许多基本问题的好奇心，这些问题，涉及到经济学的知识论诠释和学科性质，涉及到经济学的经验验证与范式的危机，涉及到经济学中价值判断以及与伦理学的关系，涉及到经济学中的人文传统与理性精神，也涉及到经济学中假定的现实性等方法论问题，我希望这些研究可以澄清我头脑中对于经济学的许多模糊的不确定的观念。而在那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论文中，我尝试着实践这些经过思考获得的经济学理念，而以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从制度变迁和历史演进的角度审视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是其中一以贯之的主题。
美国思想家爱默生在《论美国的学者》这篇著名的随笔中，说：“时代仿佛传染了哈姆雷特的忧郁，‘思想上的黯淡使她憔悴’”，而当下的经济学界，似乎也正面临着这样的醉心于形式主义而“思想上黯淡”的时光，面对爱默生所提出的“学者应该是思想着的人”的境界，经济学者仍有集体反思的必要。我在《经济学反思札记》中，叙述了我对经济学未来的一点感想，权作为这篇小序的结尾：“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有必要以恢弘的历史眼光和广阔的学术视野，来重新审视和观照经济学研究中的趋势，反省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经济学在很多领域内，应该屏弃学科偏见，以平和和包容的心态，接纳和汲取来自政治学、法学、哲学、社会学、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思想资源，与其他学科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和有意义的整合与互动，使得经济学真正成为思想的经济学，真正为思想界贡献有价值的知识”。回归古典作家所秉持的人文精神，重新关注人，从而将理性主义与人文关怀加以融合，是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2001年6月14日于北大蜗庐
（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