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啸虎：《农村改革的反思》序言

与悲观主义观点截然不同，本书认为中国农村尽管衰败如斯，但没有完全破产。也与乐观主义观点截然不同，本书认为中国农村尽管有所变化，但仍然处于一种百废难兴的状态中。不仅如此，本书还与时下某些浪漫主义观点也有所区别，认为中国农村的前景并非肯定是田园诗般地静谧美好，因为这场变革才刚刚开始且步履颟顸，历史包袱的沉重积累和现实制度的强大僵化随时会扭曲改革并使得这一场变革迷失方向。但是，中国农村在这种衰败式微之下依然蕴藏着巨大而惊人的变革动力和发展的前景。而这正是中国农村未来的希望所在，也是作者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

现代中国的改革已进入一个关键阶段。然而，我们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思想观念似乎还始终徘徊在现代与传统、过去与将来以及守旧与创新之间。我们的许多改革的理论学说也还长期拘泥于继承与发展、普世与特色以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之中。

不过，与以前不同的是，自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思想领域内的绝对权威开始动摇，完全正确的理论已不复存在，森严的思想禁区也越来越少，多元而开放的社会价值观念开始出现，对以往属于神圣范畴的各种正统理论的质疑已成家常便饭。

可以说，这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的初始阶段，倘能有所突破并继续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在现代中国出现一个堪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相媲美的思想大解放与大繁荣的全新的时代。当然，这一切都有待于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的成果加以证明。

在前几年中央提出要实行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建设新农村新政时，许多政学两界人士均一再宣称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正确思路已然形成。还有的学者更是乐观放言我国建设新农村蓝图已经绘就，就等为它增墨添彩了。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审议通过并于今年7月正式颁行以及中央政府适时推出重庆和成都两市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区以来，媒体和学界更是发出一片乐观的声音。可是，只要仔细思索，发现问题并非那么简单，因为许多在历史上经年累月造成中国“三农”问题逐步恶化的深层次的原因我们的现有政策和改革方案似乎都没有触及到，或者即使触及了也设法避重就轻，绕道行驶，更不要说进行认真研究并改而革之了。因此，这种盲目乐观的，甚至有的是为尊者讳、为当权者饰的说法说到底也是一种不负责任，说得不好听，则是一种学术谄媚。

工业反哺、城市支援、免除农业税、减免贫困学生学费以及所有其他的增加对农业投入等政策措施，就涉农政策性质而言都是一回事，套用一句古语，那就是四个字：轻徭薄赋。“轻徭薄赋”的确是我国政府涉农政策上的一个极大的转变，即从这几十年来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等剥夺农村、农业和农民而实施的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政策向兼顾三农发展，甚至是倾斜三农发展转变。

但是据估算，上述所有这些税费减免和投入，包括上面没有提及的农村社会救助、扶贫资金投入、粮食直接补贴以及政府对农业的长期投入的预算资金等等全部在内，甚至将按照WTO的黄箱规则（即直接补贴不能超过农业总产值的10%）我国最多可以增加的农业补贴数额也算进去，也暂不管政府是否真的愿意或能够拿得出这么多钱来，我国可以增加的支农金额总数也就是2000多亿人民币，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充其量不过只能给全国近9亿农村人口每人每年增加约200-3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我们的轻徭薄赋惠民政策的最大力度，从理论上说，也就是能让亿万农民每年得到这区区几百元的好处而已。

我国的“三农问题”形成已久，积弊已深，仅仅靠向农民补贴这点儿钱只能是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目前国家补助还没有到位，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就已经把这些补贴给吃得差不多了。据报载，2006年上半年仅因能源涨价导致的化肥和农膜的价格上涨就使得农民的生产成本每亩地上升了30元之多。按全国20亿亩土地计，仅此一项，农民就已经多付出至少600亿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运输设备和农用机械烧油增加的油料涨价钱和其他种子、农药等农用生产资料的涨价部分。因此，即使农用生产资料今后绝不再涨价，而且即使这些补贴也全部都能补偿到农民身上，没有被截流或挪用掉，我国亿万农民仅仅依靠这每年增加的人均区区二、三百元钱就可以在我国把新农村建成了吗？

由此可见，仅仅提出这些轻徭薄赋的政策措施就说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新的政策思路已然形成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这种思路不仅不够，而且仍然是错误的。因为仅仅依靠这种政策思路是不可能解决我国的由于长时间政策错误和制度扭曲而累积造成的积弊丛生的“三农”问题的。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只能从体制和制度上寻找解决的根源和方法。相对于轻徭薄赋，这种体制和制度上的改革也叫做革除弊政。舍此，我们别无出路。

我国政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并不是今天创造出来的，而是一个在历史上提出过多次却始终没能实现的口号而已。有关文献资料表明，上世纪50年代，中央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时，都曾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口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更是多次提到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比如从1982年起的好几个中央有关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以及1987年中央5号文件和1991年中央21号文件（即十三届八中全会《决定》）中都一再提到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然而，残酷的事实是我们非但没有建成新农村，反而正是在这类嘹亮动听的口号下把中国的“三农”问题搞得凋敝不堪。这里的值得我们总结和研究的经验教训非常之多，但其中最值得我们警惕和重视的就是所有这些新农村建设全都忽视了从“三农”的基本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合作社制度以及基层自治制度等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以从根本上维护农民的根本经济和社会权益。

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大包干的推行使我国三农出现一派大好景象，那时我们一再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在其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进行的农村集体资产析分运动中，尽管在技术上提出分类指导的政策意见，但由于没能从理论研究、法律制订以及实践指导上解决好如何鼓励和引导农民走中央第五个一号文件指出的合作经济道路的问题，出现了建国以来逐步累积的巨量的集体资产大规模流失从而从根本上损害了农民利益的问题，使得我国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挫折。

再如，中共十三届八次会议《决定》又一次提出建设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建议，但其后不久由于经验不足，再加上过于拘泥于姓社还是姓资的条条框框，在农村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改革问题上我们又一次步入歧途，从而错过了鼓励和引导农民走符合国际通行的合作社原则的合作化道路的机会，结果更加恶化了我国“三农”的内在环境和市场空间。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遗憾又令人警醒的历史教训啊！

今天，我们再一次提出了过去几十年里我们自己曾经多次提出过的在中国建设新农村的奋斗目标。同样，历史将又再一次地把我们置于接受历史考验的十字路口上：

是像以前许多次那样重蹈覆辙呢？还是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在减轻农民负担，即轻徭薄赋的同时，认真进行中国“三农”体制和制度上的改革，即革除弊政，真正走上建设新农村美好明天的光明大道呢？

显然，我们必须选择后者。为此，我们需要坚持说，建设新农村必须轻徭薄赋和革除弊政，双管齐下，同时进行，方有可能。

因此，本书是一本主要论述中国涉农体制和制度改革的书。它叙述了我们许多人生活其中的现实的中国农村，但更多地是试图对现实的中国农村的各项现有体制和制度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找出正确的改革思路和方向来，让中华民族的一个百年之梦――真正的产出丰饶、环境美丽、生活富裕和民主自治的新农村成为现实。

但是这个新农村的诞生不是乌托邦似的梦想结果而必然是一系列重大制度改革的产物。它需要向我们现有的一切陈旧的思想观念、过时的教条理论、正统的意识形态以及不合理的政策制度发起挑战。这一切于现有的执政者和决策者来说无论是多么的视若珍宝，也无论过去运用起来是多么的得心应手，都将必须舍弃之，因为它们已不再适合未来的中国农村了。

中国正在从迅猛的经济发展中遭遇了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有些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如贫富悬殊、官场贪腐、道德沦丧、诚信缺失、治安紊乱以及城乡和社会割裂等。有人便开始在现有制度和官方提倡的价值体系的范围外去寻找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以便解决之，但却始终未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其实这种寻找肯定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上述这些问题的出现其根源正好在于我们现有的制度和官方提倡的价值体系本身出了毛病，而不是什么外部的原因。

中国的“三农”问题也是一样。其产生原因也正是我们现有的一些主要的“三农”制度出了毛病。这些制度包括土地制度、合作社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以及户籍制度等等。正是这些制度在当初的中国被设计和推出时设计者和执行者们向它们倾注了太多的感性的意识形态理论而非理性的实事求是精神致使它们人为地扭曲了中国农村的现实，才使得中国长期以来逐步累积的农村、农业和农民方面的各种政治、社会、经济，甚至文化上的矛盾得以爆发，终于在上个世纪末由一个学者型乡镇党委书记李昌平之口说出并最终形成了让几乎所有正直的中国人揪心的所谓“中国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

因此，当本书论述这些制度毛病和缺陷时，笔者将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论证，以应对这些制度创造者和维护者们的反驳和诘难，同时维护学术的正义与崇高。对未来生活的绝望或者一再地失望支配了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的心情可能超过50年之久，而对政绩的浮夸、虚伪和自以为是也大致占据了中国的当权者和农村政策制订者们的头脑一个更长于上述的时间。本书将让读者认识到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本人并非是一个遇事过于乐观甚至耽于幻想的人，当然也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在面对我们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种种社会冲突甚至动乱的危险时，作为学者，我们需要的是剖析与批判、冷静与理性，逻辑分析与理论研究，而不是附和与维护、热情与感性、粉饰谄媚或霸道封口。这样我们才能在考察和研究棘手的中国“三农”问题时发现，只要我们能够放下身段，直面历史，不为尊者讳，也不为曾经的当权者饰，我们就能从民众失望的情绪中或者从官场虚伪的政绩观中重拾信心和良心，从而为眼下衰败的中国农村寻找到光明的未来。

本书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它论证了只要通过对现有的上述那些制度进行必要的和到位的改革，困扰中国数十年的所谓“三农”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而未来中国的农村和农业在挣脱了旧有制度束缚和压制的新型农民的用心建设与发展之下必将出现一个崭新的未来。毋庸置疑，这个崭新的未来将比过去和现在人们所知道的任何一个时代的农村和农业状况更文明、更富裕、更充满希望，当然也更加公正和民主。

由于问题的显而易见，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并不很广泛，但是在对列出的各项涉农制度和政策的要害之处所进行的分析和论证却尽量做到全面、详尽和符合逻辑。本书论述所依据的主要是各种事实与现状，很少或者尽量避免引用国内外，尤其是国外学者对中国“三农”问题的论述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和出发点。即使有所分析和批判也大多是对事不对人，也并不是为了和具体的人或事过不去，而是为了更好地阐述一些道理而已。

本书只是一本学术著作，不是教科书。因此，你很难从中找到多少对学术概念和定义的解释，但你却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迪，尤其是获得如何通过改革从旧有制度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而走向新制度的坦途的那种发现真谛后的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惊讶。

但是在中国，旧有制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历任当权者制定和颁行的。在这几十年的实施过程中尽管可能给农民们的权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但肯定还有许多人因此而得到了许多的利益。因此，这些制度拥有强大的支持力量和维护者，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还有意识形态问题作为其后盾。

对其改革的最大阻力并非来自这些制度本身产生的力量，而是来自于这些制度的拟订者的拥趸或视这些制度为其庙堂牌位的那些旧制度的维护者们。我们不能对改革所可能取得的成果心存侥幸和盲目乐观，而必须本着严肃认真的学术精神去对此做出一个尽量系统的有说服力的回答。好在现在的中央决策者们是一个思想解放、锐意改革、政治开明的领导集体，只要你论证得有道理且你的理论可能会有助于缓解眼下日渐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就有可能得到重视和采纳。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的迅猛发展主要得益于我们通过长时间的谈判和一系列的妥协而最终全盘采纳和接受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所有基本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