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2015年经济工作的五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其余四项任务包括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都是围绕稳增长这一任务来部署的。会议强调要通过转方式调结构、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来实现稳增长。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是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稳增长必须释放需求的巨大潜力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经济增长机理发生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由供给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供给不足是主要矛盾。其主要表现就是商品匮乏,根源在于投资权限的高度集中和分配上的大锅饭，严重制约了企业和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不足则成为主要矛盾。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就是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和广大居民有支付能力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二战以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过加强经济预测和宏观调控，积极推行福利社会，使生产过剩的矛盾大大缓解，现在甚至走向了反面：由于公共福利的负担超过了财力的承受能力，出现了债务危机。

从1981年到2013年，我国投资率从32.5%一路攀升至47.8%，居民消费率则从52.5%一路下滑至36.2%，分别上升了15.3个百分点和下降了16.3个百分点，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达到了失衡状态，导致了目前的产能过剩。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生产能力无限扩张和广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下降的路子。解决当前经济下行、增长乏力问题，实现稳增长目标，必须对症下药，从扩大内需入手，破解需求不足的瓶颈。

扩大内需的重点应当放在提高居民消费率和扩大公共服务消费上。这就必须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尽快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特别是农民的收入。要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包括养老、医疗、教育、环境、交通、信息等。提高居民消费率是破解需求不足难题的根本出路。如果通过实施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将居民消费率提高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每年将会有近10万亿元的商品由现在用于投资和出口转变为用于居民消费，不仅可使居民生活水平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强劲的拉动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这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在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调节总需求，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是调整结构。把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结合起来，是实现调结构和稳增长双重目标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债务率不到40%，在世界各国中属于最低的水平，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很大的空间。政府适当发行一些长期建设债券，引导社会资金投向，促进结构调整。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已连续三年下降，居民消费价格上升幅度去年11月已下降到1.4%，说明通货紧缩已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风险。目前我国经济的货币化率略高一些，但经济的证券化率明显偏低，这是由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格局所决定的。因此，现阶段M2的总量大一些，是正常的、必要的。在当前面临通货紧缩危险的情况下，适当增发一些货币，适度扩大总需求，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对稳增长将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稳增长需要有一批新增长点作为支撑

近几年，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13年，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6.8%，已成为重要增长点。第三产业对就业的贡献更大。2013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提高了2.4个百分点，达到38.5%，是改革以来提高幅度最大的一年。同期，第一、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分别下降2.2和0.2个百分点。这是经济结构的积极变化。应当看到，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提高还有很大空间。因为全世界平均水平为60%，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50%。我国要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还需提高12.5个百分点，可以增加近一亿个就业岗位。若提高到全世界平均水平，可增加1.7亿个就业岗位。第三产业中发展最快的是生产性服务业，需要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为此，需要加大对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同时，要继续推广“营改增”税制改革，进一步降低新办企业门槛，发展小额信贷，鼓励全民创业，为第三产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互联网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电动汽车、生物产业、先进制造业、海洋产业等。鼓励技术创新和技术成果的产业化，以自主创新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目前，各个地区在自主创新上发展很不平衡。2012年，深圳市申请国际专利数量占全国的48.1%。如果能把深圳鼓励创新的经验在全国各个城市推广，必将极大地激发全国人民的创新潜能，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转化为数量巨大的新增长点。

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仍然落后。铁路通车里程不到美国的二分之一，多数2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仍没有地铁。各种管道总长度，美国有50万公里，我国仅有5万公里。道路和停车场建设远远满足不了群众的需要。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设施不足，烟囱脱硫脱硝除尘设备不适应治理大气污染的要求。运用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事业建设，可形成持久不衰的经济增长点。

稳增长需要重新聚焦农村改革发展

农村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30多年来，每一次大的改革发展的突破，都来自农村。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过程，是农业由一个弱质产业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前进的过程。目前，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有出路；二是市场对有机、绿色食品的需求旺盛；三是农业机械、设备供给能力充足；四是财政、金融支持农业的能力强大。我们应紧紧抓住机遇，加快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关农村改革的各项部署，释放农村劳动力、土地和消费的巨大潜力，改变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局面，为稳增长作出重大贡献。

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权可以抵押、担保、转让的政策，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在自愿、有偿和不改变用途的条件下，允许承包地向合作社、农业公司、家庭农场集中，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农业。做好了这件事，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有利于把大部分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有利于拉动农用工业发展，有利于把一部分素质较高的劳动力留在农村。据调查，在一些农村，由于实行土地集中耕种，富余农民进城打工或就地发展多种经营，人均收入增长数倍，一下子就跨入中等收入家庭。农民凭借对土地的承包权获得法人财产权收入，对土地的流转就会起到鼓励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慎重稳妥推进农户宅基地制度改革，允许宅基地抵押、担保、转让，第一次赋予宅基地以商品属性。进城农民把农村的宅基地和房产有偿转让出去，就会为农民工在城市购买或租赁住房提供资金支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宅基地有偿退出后一部分转变为耕地，一部分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可带来土地利用的节约。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还提出，建立城乡一体化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使农户从土地被征用中更多受益。这些改革，可使农民分享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重新聚焦农村改革，释放农村发展的巨大潜力，就能使农民到2020年与城市人口一样同步实现小康。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民工的市民化，将增加他们的购买力，对工业品的需求扩大，将带动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稳增长需要构建新的区域增长带和增长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坚持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同时提出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提出要通过改革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些重大举措，将形成新的区域增长带和增长极，对稳增长发挥重要带动作用。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新时期党中央提出的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是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大行动。“一带一路”涉及65个国家，总人口44亿，年产值21万亿元，分别占全球的62.5%和28.6%。显然，发展中国家居多数。历史上这些国家就同我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通过建设一批铁路、公路、港口，实现陆路、水路和空中互联互通，就能进一步密切中国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实现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沿线国家有着丰富的能源、矿产、农业资源，实现互联互通之后，他们的资源优势就能转变为经济优势，搭上中国这列快速前进的列车，同时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给予有力支持，以造福于各国人民。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有利于周边地区的和谐稳定，将为各国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是三地人民的强烈愿望。现在环京津地区尚有大量贫困人口，需要京津两市对河北的发展给予帮助、支持和带动。同时，京津两市人口过于集中，交通拥堵、房价过高、污染严重，需要向周边地区疏散非核心功能。长期以来，行政区划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造成了人为的发展差距。按照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尽快使京津市区地铁同周边河北省的市县连接起来，形成半小时生活圈和一小时商务圈，减少中心城区的功能和人口，并为周边中小城镇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和优美宜居的环境，将能实现京津冀的同步发展，构建整体优势，力求成为全球具有重大带动力的都市群。

长江经济带人口密集、交通发达、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总量的40%以上。以长江黄金水道为纽带，全流域经济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加强长江经济带的统筹规划，发挥上海自贸区的龙头带动作用，激发全流域的经济增长潜力，对带动全国经济发展，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沿江各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应主要通过发挥市场的作用，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全流域的发展，带动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