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中国的政策应对*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传导和性质

美国金融危机有一个累积过程，也存在前期特征。早期的次贷危机是2006年10月开始呈现迹象的，随着美联储利率政策转向，次贷受信者违约率开始上升，国际资本市场已经出现丝缕阴影，但国际社会的关注点是大量投机行为造成的初级产品价格狂涨，对利率政策变化可能对房地产及金融衍生品造成的影响并无准备，中国经济似乎处于隔岸观火的自在状态。在美国次贷危机没有完全转化为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有所减速。2007年下半年，中国国内投资增长速度开始有所下降，10月之后股市已经从6124的历史高点急剧下滑。2008年开始，从虽然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是抑制通货膨胀，但沿海经济已经出现增长减速迹象。总消费仍然保持正常增长，但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省份投资和出口开始出现下滑，江苏由于存在苏北相对欠发达地区出现的投资需求，受的影响相对轻微，但其它三省都感到明显异常。与此同时，国内股市和楼市的交易量和价格继续下跌。当时的统计数据不足以说明这种迹象是否是国内经济周期与国际经济周期变化的同步现象，但今天可以明确地说，国际金融危机是通过股市的本能、中国经济敏感部位的收缩传导到整体经济的。造成沿海经济减速更直接的原因似乎有两个，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一直存在不可持续性的长期结构性原因，特别是原油价格冲顶使高度依赖进口石油的沿海经济体的承受力到了极限。二是几项宏观调控政策的“碰头”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减速作用。这些政策主要包括，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劳动力成本上升加快，人民币汇率在两年内升值了20%，货币政策全面收紧和国际输入的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但认识这两点需要全球视野，这与国际金融危机及大国政策应对有直接关系。对国际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大幅波动及国内经济的周期性调整，中国经济界是有思想准备的。有些机构预测到了2007年全球经济可能出现拐点，提出2008年中国经济将面临外部震荡大于内部震荡的宏观局面，明确指出要在保增长和稳物价之间作出平衡，并且年初就着手布置研究扩大内需的课题。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在2008年9月份之后显现的，当年8月份几个沿海省份的财政收入开始负增长，用电量开始明显地下滑，但大部分人还没有把这种现象与国际金融危机联系起来认识。直到9月中旬以后，美国雷曼公司破产、美林公司被收购、AIG被政府接管，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全面冻结，外部冲击对中国的影响骤然加剧。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金融机构购买的有毒金融产品数量有限，虚拟经济没有受到过多传染。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传导的。一是国际贸易渠道。对任何外向型经济体来说，出口大幅下滑从来都是经济出现拐点的重要信号，更形象地说，近2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和衰退都是从海运港口开始的。随着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下跌，沿海港口货物出现大量积压，航运吨位却大幅减少，沿海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出口下滑。第二个渠道是资讯渠道。互联网、电视、广播和报纸以同步速度快速传播美国金融危机的最新情况，一条一条令人震惊的坏消息不断传来。目睹着华尔街出现的支付危机演变为信用危机，然后是信心崩溃，国际虚拟经济危机很快传导到实体经济，美国的金融危机也很快席卷发达国家，并向全球扩散。受这两个渠道影响，中国经济在2008年第四季度出现大幅减速，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6.8%，比年初下降了3.8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受到严重冲击，股市和楼市大幅下滑，汽车销售量全面下降。

总的来说，出口和资讯两个渠道扩散着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使经济长期赖以增长的两个循环都受到很大阻尼。第一个循环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顺差到收益分配和国内就业及消费之间形成的循环，另一个循环是住房需求拉动的房地产开发产业链条和以地租分配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及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循环。在两个循环中，前者影响后者，因为住房终端需求受前者影响更大。两个循环受阻，使经济增长下滑、国内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下降、失业率上升，这反过来又使高度依赖股市的中等收入者们的财富性收入受到影响，从而引起消费增长速度趋平。

中国经济两个基本循环圈受阻的情况表明，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本质上是对中国过度外向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面冲击，最严重的问题是失业，特别是近2000万在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就业的农民工的失业。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正在承受比其他大国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而造成冲击的原因，除了国际上发达国家虚拟经济泡沫破裂引起的共振之外，重要的是国内经济结构存在的储蓄与消费失衡。中国的确享受了国际分工变化和凭借比较优势带来的好处，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冲击给中国带来结构调整的巨大压力，而漫长的调整进程意味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态度和对策

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中国全面显现之后，中国政府立即作出快速反应，明确提出了扩大内需的应对方案，立刻将宏观调控的基调由2008年初的防止经济过热和防止通货膨胀、年中的保增长和控物价调整为全力保增长，并且着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政府能够作出这样的快速反应，主要原因在于很早就意识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重要的判断在几年之前实际已经完成。

综合已有的情况，中国政府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态度和对策可以从三个层面概括：一是对金融危机发展的趋势和中期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作出判断；二是努力维护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以保护外需；三是通过多种手段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

中国政府意识到，这场金融危机积累的破坏性能量很大，其发展态势仍未见底，因此要做好最坏和延续时间较长的思想准备，力争最好的结果。与此同时，认为短期乱局中的长期判断十分重要。尽管发生了历史罕见和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增长格局、政府的公共职能、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监管模式会发生适应性变化，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变化；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变化，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没有变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化；全球化进程虽然曲折，但其深入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政府还清醒看到，这场危机不但是巨大挑战，而且是难得机遇，要充分利用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加快结构性调整和改革。这些判断是在2008年的经济工作会上作出的，这是理解中国应对危机态度和政策的重要线索。

中国政府认为，维持开放的贸易环境和相对稳定的大国汇率，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球都有好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但有害于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是灾难性的。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之后，各个国家曾一度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得当时的危机深化，延长了世界经济复苏的时间。因此，中国决心在本次危机面前，积极提倡自由贸易。所采取的政策主要包括：第一，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努力，呼吁创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全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G20峰会国家领导人的表态明确体现了政府的立场。第二，鼓励出口和进口。虽然全球市场受金融危机影响出现收缩，但国际贸易不可能停止。一方面，继续扩大出口，并加快市场多元化步伐。由于中国出口产品具有需求刚性，但信贷收缩阻碍了贸易商的正常交易，因此采取了增加出口信贷、出口退税等政策措施促进出口，注意与有关贸易伙伴开展货币互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步伐。同时，在一些国家使用汇率贬值政策时，高度重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防止出现贬值预期，形成可靠的货币锚。另一方面，努力扩大进口。主动通过政府采购方式扩大从发达国家的进口，试图通过国际贸易的扩大激活实体经济，通过实体经济的复苏稳定投资者预期和资本市场。中国政府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为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机遇，因此着手制定和实施钢铁、汽车、纺织和装备制造产业的调整振兴规划，既着眼于解决企业当前存在的困难，又致力于产业的长远发展，通过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资源配置效率，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力。

扩大内需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举措，已经采取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和实施结构性减税。中国政府推出了总额达4万亿元的两年计划，规模相当于2007年中国GDP的16%，主要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铁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方面的建设和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推出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主要是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出台中小企业、房地产交易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预计一年可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大频度降息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中央银行连续五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累计分别下调1.89和2.16个百分点，大幅度减轻企业财务负担。连续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累计下调2个百分点，中小型金融机构累计下调4个百分点，共释放流动性约8000亿元，使商业银行可用资金大幅增加。特别是2008年以来，中央银行取消了贷款规模限制，11月新增贷款4700亿元，12月新增贷款7700亿元，今年1月则新增1.62万亿元。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失业保险金和工伤保险金标准，提高城乡低保、农村五保等保障水平，提高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力争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全国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初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预计三年内各级政府将为此投入8500亿元。优先发展教育，正在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标准，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提高中小学教师待遇，继续促进教育公平和优化教育结构。与此同时，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特别是出台了促进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的各项政策措施，进一步开辟公益性就业岗位，千方百计减缓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除了上述政策之外，政府实施了“家电下乡”政策，补贴农民购买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实施有期限的汽车减免购置税政策，重点支持1.4升以下排量的小车型，还准备实施支持房地产业发展的政策。面对股市低迷，政府没有出手干预，更没有放弃对非流通股允许流通的承诺，这使资本市场反而有了信心。总的看，这些政策措施把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结合起来，把克服当前困难和促进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把拉动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对于应对危机将逐步起到关键性作用。

从金融危机全面显现到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仅有几个月的时间，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见底，政府采取的各项对策及其影响尚需观察。在本文写作时，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第一，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是恢复市场的信心尚需时间。目前三个现象同时存在。一是银行从惜贷到超量放贷现象，金融监管体系对扩大内需开始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要求在呆坏账容忍度和实现社会目标之间保持平衡，随后出现了信贷扩张，扩张的信贷注入大企业和政府性大项目，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局面尚未缓解。二是财政惜税现象。由于税收急剧减少，支出的压力全面加大，政府赤字的规模占GDP的比重也有所提高。面对各方面要求减税的压力，财政和税务部门出现了明显的惜税心态。在房地产界，普遍的呼吁是售房抵扣个人所得税将有可能挽救房地产市场。在汽车和股市上，也有抵扣的强烈要求，对这些财税部门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三是消费者的“惜现”现象有一定显现，特别是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支出明显减少。在出现这三种行为的同时，社会各界特别是投资界还出现了“持币待政”现象。由于诸多政策快速出台，人们都在等待下一个政策，因此推迟了投资决策的时间。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采取的公共政策已经初步显现出积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