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中国金融未来走势

中国政府尽管不用“底线思维”这个词，但是在危机中其货币政策的底线意图同样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围绕影响社会稳定的就业率目标。

这是一次相约了25年的专访。

25年前，1990年，当时年轻的学者夏斌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担任该所的国内金融研究室主任。这年，年仅39岁的夏斌以《中国货币供给理论的实证研究》一文获得了中国金融学会首届全国优秀金融论文一等奖。当时，本刊记者供职于《科技日报》社。颁奖大会上，本刊记者受《科技日报》社编委会的指派,以《科技日报》总编室要闻版值班主编的身份去采访夏斌主任。夏斌说，咱们是同龄人，又都下过乡，知道中国最真实的情况，现在咱们又正年富力强，正是干事的时候，要那些虚名干啥?专访还是再等等吧!

这一等，就是25年!

25年间，记者与夏斌职务和工作都有了变化。夏斌在1990年获奖当年,就开始协助陈元同志、主笔完成国务院委托人民银行总行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九十年代的货币政策》，在那份报告中已提出，要积极发展直接融资，以减轻微观企业在宏观调控中的被动性，这样今天的人们听来仍那么熟悉的声音。此后，夏斌逐步进入中国政府智囊的核心圈。他先后出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是1998年才成立的)，证监会成立之初，先后任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兼信息部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其后，夏斌任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恰遇第一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他参与了党中央国务院文件的起草。第五次信托整顿伊始，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全面负责信托等各种非银行机构的全方位重整。后转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开始了新的学者生涯。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务院参事等职。但夏斌在所有职务之外，更看重的还是学者的身份。记者在与其沟通这篇专访的夏斌名字之前，冠以什么职务合适时，他反问记者：“你会以什么身份来采访我?”我不假思考的回答：“当然是记者了!”夏斌说：“那你说我呢?”

记者与夏斌会心的笑了。

我们这代与改革开放一起前行的知识分子，心灵是相通的。虽然，自然法则让我们正步入老年，正相继退出领导岗位，但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记者，都不能不以赤子之心，以极大的责任感和专业的态度关注中国经济前行的步伐。

于是，在2015年的早春，在北京中南海墙外玉兰树初萌花蕾的时候，学者夏斌与记者别清河有了一次关于中国金融未来走势的对话。

记者：我们注意到，你前几年《十问中国金融未来》一书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与好评。前不久，我到加拿大和美国等地访问，看到那里的大学和金融机构，已把此书列为其工作人员必读的书之一。那里的教授和研究人员向我介绍说，这虽然只是本仅10余万字的小册子。但在书中，作者却向读者展示出了一幅活生生的中国金融全景图。金融中心、外汇储备、人民币升值、正利率、世界货币体系、个人投资，从一些地方的典型金融行为到全国金融所面临的大课题，从个人理财到宏观调控，从国内到国际，涉及当前和今后我们正在遇到、所关心和需要关注的10个重要话题。每个话题，都有事例，有分析，有全球视野。更重要的是，作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过程，也是引导我们思考中国经济，不断尝试求解的过程。与此同时，还是引导我们针对当前中国金融现状，前瞻未来金融发展路径与战略的过程。我们的读者朋友，都很想知道的是，这本书与你和陈道富前几年合著的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有什么内在关系吗?

夏斌：我和陈道富合著的中国金融战略2020在2010年结稿出版后，当时的北京卓旨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南女士和她的节目编辑团队在2011年春节前后反复阅读了该书甚有兴趣认为书中的大量思想观点正可以解决市场和电视观众的困惑值得大力宣传但是考虑到全书48万字的篇幅而且专业性很强如何宣传又是个问题后来他们决定选择以普通电视观众感兴趣的并非一定是战略理论所涉及的话题以十问中国金融未来的形式在电视上开辟十期节目由李南主持通过三人对话问答尽可能把全书的重要内容重要观点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诉观众并在第十问中也兼顾回答了市场投资者在理财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后来，我们将“十问”电视节目汇编成这本小册子出版。可以说《十问中国金融未来》只是《中国金融战略：2020》的附产品而已。

记者：是的。作为媒体人，我和我的同事，对李南女士的职业精神和广博知识由衷敬佩!我记得，她曾在访谈中提到你为中国金融战略2020这本书的写作准备了三十多年请问，是这样吗?

夏斌：这有点夸张。她无非是想说我亲历了30多年的金融改革，30多年的改革经历，为我思考问题提供了大量的源泉，确实也为我后来对中国金融战略的长期思索提供了可贵丰富的材料。我认为，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有责任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与暗礁，做出前瞻性，专业性的判断与预警。这也是我后来写作中国金融战略2020这本书的初衷。

记者：我注意到，前几年摩根士丹利大中华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先生在评价您《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时说道：“在涉及中国货币金融发展这一重大问题上，《战略》一书是笔者迄今所见到的最有高度、最全面、全系统、最严密的分析和讨论，其结论也最具说服力。“您能否用提纲挈领的语言，对中国金融未来战略作一概括?

夏斌：如果简单概括，就是一句话：“对内充分市场化，对外有限全球化”。再直白的说，在战略目标实现前的过度期内，在中国境内，金融应充分市场化、自由化，越快越好。在涉及境外的汇率、资本账户开放的汇率、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这三大金融开放的重大问题上，要谨慎，要坚持渐变的原则。当然，如果沿着“战略”两字“为什么?是什么?”这个思路展开说，内容就多了。

记者：那在您《十问中国金融未来》小册子中，是从哪些方面阐述的?您认为从今天经济形势看，您又想强调或者补充什么?

夏斌：在那本小册子中解答了十问，包括：中国到底需要多少金融中心?中国经济有没有中年危机?巨额外汇储备为何让央行头疼?人民币为什么对外升值对内贬值了?金融业“盛宴”为何国资独享?正利率为什么这么难?人民币“出海”，驶向何方?谁为人民币“出海”保驾护航?如何走好金融对外开放的“平衡木”?国家金融战略下的个人投资选择是什么?

美国政府尽管不用“底线思维”这个词，但是在危机中其货币政策的底线意图同样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围绕影响社会稳定的就业率目标。

如果说到今天需要强调或补充什么，我认为对小册子中的第二问，即中国经济有没有“中年危机”要关注。当时我反复强调，针对过去经济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性，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速度下来是必然的，也是一件好事。在回归过程中，如果再过十年你回头看今天(指2011年)的货币供应和经济增长，还会感到是高的。现在进入2015年，对经济增速的下行，大家已慢慢接受了这个曾经不太愿意接受的事实。而且，也承认由于这个转型迟了几年，当然隐藏的问题和今天要付出的代价就要大了。这里，特别要补充两点，要指挥市场经济，如果不能搞清楚货币供求与经济增长间的一些基本原理，最终总会吃苦头的;搞房地产市场，如果不确立一个正确的发展导向，摇摇摆摆，任其向资产市场轨道滑去，最终免不了要经历或大或小的泡沫冲击。

记者：我们也注意到，前不久你在一次演讲中再次提及宏观调控的到底线。你所屡屡提及到的底线，到底指的是怎样一种思维?

夏斌：这个问题是我在去年11月底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文章在指出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既不必过度悲观、也不能盲目乐观的极端认识后，指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谨慎乐观：从趋势看是乐观的，但这是建立在对当前形势的正确判断及政府采取恰当的调控技术基础上。即谨慎乐观是有条件的。当前的中国经济，如果任其市场自然发展，政府不去作为，经济硬着陆是必然的。但是若一味采取总量刺激政策，忽视深化改革与结构调整，不准备忍痛付出代价，那只是拖延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时间而已，其结果同样是危险的。怎么办?不能走极端，要走中间道路。而两者之间的“度”又怎么把握?换句话说，政府要有作为，又不过度作为，如何基于这个原则，有作为且会作为?

美国政府尽管不用“底线思维”这个词，但是在危机中其货币政策的底线意图同样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围绕影响社会稳定的就业率目标。至于围绕实现底线目标的货币政策手段，在学术理论上是对还是错，其溢出效应对他国是利还是弊，美国政府与美联储从来是不管不问，不在乎的。

于中国国情而言，底线思维可以在回答“三期叠加”现象描述背后的疑问中展现：

经济增速换挡期，换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增速要下来。我们能容忍下到什么地步?底线在哪?我认为：一是稳就业，稳住社会能容忍的较低的失业率;二是稳风险，在经济增速下降中允许一些企业破产，“市场出清”，但不能引致传染以致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两者说到底，均为确保社会的稳定。

结构调整阵痛期，调整意味着什么?意味要深化改革。要改革必然直面风险暴露并带来阵痛。那么，改革速度怎么掌握?底线在哪?底线在“部分阵痛”可以，但不能因阵痛加剧而引致“生命危险”，也就是不能引发国家的全局性、系统性风险。譬如资本账户开放改革，当国内诸条件不成熟，且资产泡沫风险犹在，如果一下子完全打开资本流动大门，会引起中国经济的混乱，那么该项改革只能是“部分阵痛”，渐进推进。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消化意味着什么?直接意味着要付出代价。面对由前期货币政策刺激起来的畸形的超级繁荣，遗留下了长期过剩的产能和僵尸企业，就要淘汰破产，要市场出清，相应地银行要减记资产，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要缩水。此底线是什么?全国的资产负债表可以缩水，金融可以去杠杆，企业可以破产，但是不能对当前的经济增长，继而对就业有剧烈的冲击，也不能因部分企业债务问题连锁引发全国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和经济危机。换句话说，对业已存在的风险，只能用时间换空间，力争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去慢慢消化，而不能用危机式的、休克式的方式去消化。

归纳以上所说，说到底，底线思维是什么?我认为，是政府在实施各种调控技术中，必须牢牢确保就业稳定和不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大局。这既是出于对经济的考虑，同样也是出于对社会和政治大局稳定的考虑。若确实能做到这二者，GDP增速再低一点，改革步伐再快一点，并不可怕，就此逻辑意义讲，GDP增速本身可以说不是底线。如果从这个角度分析，底线思维其实又并不是一种新思维，而是3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的另一种表述：“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

因此，在今天国民经济遇到重大困难与转折时期，政府应该是毫不隐晦，直面坦承，处理好改革(结构调整)、发展(经济增速)、稳定(经济与社会风险)三者间的平衡关系，这是关键。所以我们的理论家不应简单地拿书本理论分析当今中国经济，市场人士也不宜简单地用外国分析数据套用当今的中国经济。

记者：基于上述底线思维的思考，你认为当前应当如何把握经济宏观调控技术?

夏斌：我在2014年6月撰写的“当前的经济困局与应急对策”文中曾谈及四部分内容：一、当前经济走势关键看房市;二、房市下跌已成必然定势;三、系统性风险的引发、传递及后果;四、非常时期的非常对策，并提出了政策建议16条。在去年11月底的那篇文章中指出，经济正处于困难、微妙的转折时期，政府要有作为且会作为，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的关系，关键不是取决于调控方向、口号、用词的辩证思维和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