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健勇 陈漫：中国通货膨胀究竟因何而起？

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通货膨胀的势头逐渐显现，2007年通胀发展骤然加速，国内物价出现全面较大幅度上涨。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2007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升了4.8%。官方公布的物价指数如此之低，与公众对现实生活的感受相距甚远。2008年春节前夕发生在中南和西南地区的雪灾，造成当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以及农业大面积歉收，致使物价涨势更加凶猛。2008年2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了6.6%，其中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9.7%；与此同时，食品价格上涨了11.0%。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严重通胀，“反通胀”现已成为中国政府经济工作的首要目标。

严重通胀是否必然？

目前的通货膨胀是如何产生的？不少海内外研究者认为，通胀是经济过热的表现，是中国外向型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必然产物；而经济过热是由流动性过剩引起的，所谓“流动性过剩”是指国内外游资以及银行信贷大量增加而导致的货币流通量过多。有经济学家不赞同这种一概而论的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并没有全面过热，而是存在长期结构性失衡，即上游国有垄断部门的长期“过热”与下游竞争性部门的长期“过冷”同时并存[1]。这一看法有相当的事实依据。产业发展过热必然刺激通胀的发生，但过冷产业因上下游价格传导关系则未必能避免通胀的波及。统计数据清晰显示，大多数产品和服务价格出现连续上涨，全面通胀已是不争的事实。

问题在于，局部的产业过热何以最终引发全局性通胀？局部产业过热最初又是如何形成的？推动全面通胀的内外因素究竟为何？

毫无疑问，国有垄断部门的“过热”来自下游产业部门持久旺盛的需求。然而下游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竞争性产业的“过冷”或“偏冷”并非始于今日，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大部分时期，因通货紧缩以及不利的制度环境，相当一批私营企业缺乏投资意愿。于是，经济分析人士倾向于将上游垄断部门的“过热”归结为房地产业的过度投资。房地产业的畸形膨胀源于中国土地资源日益严重的短缺、以及1994年分税制改革给地方政府造成的负面激励。但是，1993年中央政府实施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后，金融地产泡沫破灭，商品房以及商用楼宇即出现大量空置；1998年住房改革的推行令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迷。从1990年代中期至2003年上半年，房地产业发展势头趋于缓慢，尽管以国有商业银行大量资金沉淀甚至坏账为代价拉动了上游产业的发展，并推动了生产者价格指数的上升，却并没有造成上游部门的过热，更没有传导到下游产业部门，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此外，从货币投放方面看，从1992年至世纪之交，中国对外贸易几乎年年顺差，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可是中国既没有出现人民币升值的明显压力，也没有出现流动性过剩。相反，由于持续通货紧缩以及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等原因，人民币甚至一度（2001年下半年）出现贬值压力。通货紧缩意味着国内需求相对于供给的不足，对此，中国政府一方面记取1980年代末的政策教训，决意杜绝通货膨胀，在不断降息的同时，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货币流通总量；另一方面，又通过发行国债、投资公共工程等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增加总需求。这种近似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取得的即时成效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得以实现，但通缩依旧，中国经济堕入了“流动性”陷阱。

中国政府试图通过赤字财政和大规模国债投资来刺激内需。然而，由于国内普遍缺乏投资意愿，且公共工程腐败低效、并对社会投资发生“挤出效应”，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造成极高的经济社会成本，使中国经济难以维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对于这一时期所谓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可以得出三点结论：其一、实际经济增长率存在高估的可能[2]；其二、外向型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引发通货膨胀；其三、中国经济在通货紧缩状态下取得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

转折的出现：入世与“战略机遇期”

出口和外资对中国经济越来越显著的刺激作用，鼓励并诱导着更大程度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而经济增长的高度政治化随着中国经济对外资和海外市场依赖的加深，必然导致经济政策的极端自由化。不惜代价加入世贸组织（WTO）以维持经济增长，反映了中国在改革和经济增长日益难以为继的情况下，自由主义取向经济发展方针的激进化[3]。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WTO是个标志性的重大事件，表明中国融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进程从此不可逆转，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入世后，外资将其制造业的低端大举转移到中国，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遂告形成。伴随这一重大变动的是，中国政府于2002年开始了以放松银根、扩大投资和出口为标志的宏观政策的重大转变。

促进这一转变的不仅有经济全球化因素，国际政治方面的变化也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2001年9・11事件使美国转向单边主义，并将全球反恐战争作为军事安全战略的核心，令19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一度紧张的中美关系得到根本改善。经济全球化及安全环境的改善使中国政府做了如下战略判断：中国正处在一个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乃至“和平崛起”的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政府“战略机遇期”的提出，加强了海内外投资者关于中国经济在加入全球化后将持续高速增长的预期。作为跨国公司价值链中最理想的低端生产环节，中国成了跨国公司向其全球营销网络提供最有价格竞争力产品的全球制造中心。在中国入世后的几年间，外资对中国产业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不但占有相当可观的国内市场份额，而且控制了中国一半以上的进出口贸易和近90%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扩大则对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专事低技术产品生产的中国产业提供了强烈诱导。因此，中国入世导致国际贸易、特别是出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急剧扩大，外汇储备迅猛增长，由此造成了海内外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国外游资大量进入中国。而银根的进一步松动（2003年）导致银行信贷量大增，货币流通量迅速增加，流动性过剩问题开始浮现。

走向通货膨胀

中国经济再度强劲增长的预期使房地产业迅速回温。2003年下半年，SARS疫情一结束，全国各地房地产业便陆续走出低迷，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过热苗头。从2004年下半年起，许多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出现较大涨幅，并加速上升。

表面上看，房地产迅速升温是由国内游资炒作而起，其实是房地产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利用“战略机遇期”所塑造的市场预期联手共谋的结果。这一局面有其特殊的制度和政策背景，不能简单将责任单方面归咎于谋求自利的地方政府[4]。共谋若仅仅立足于政策想象空间则难以成功并持久，只有发掘和引导出足够多的市场需求，方能使房地产的行情不断膨胀。这取决于市场供求态势、尤其是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和购买意愿。在供给方面，国内可供开发的土地数量持续下降使房地产增值成为必然，中国土地资源的日渐稀缺则使房地产投资成为可居之奇货[5]。因此，房地产价格已然蓄势待发，只待宏观政策的改变。一旦货币政策环境宽松，房地产价格便可能大幅上升。在需求方面，房地产较大的涨势以及房价将持续攀升的前景促使许多购买者将未来消费转化为当期消费，因而出现了旺盛的市场需求[6]。与此同时，银根松动后，商业银行为实现业务品种和利润来源的多样化，争相发放个人按揭贷款和消费贷款；而银行间的恶性竞争又导致了贷款条件的不断放宽，进一步刺激了房地产购买需求。需求的大量增加推动了房价持续上升，价差的扩大同时加剧了市场投机行为，造成供给紧张甚至短缺，吸引了开发资金不断流入。

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自然希望房地产维持较高的市场价格，以便尽可能长久地支撑土地一级市场的出让价格，以确保地方政府投资各项工程、特别是形象工程的预算外资金来源。近年来，因土地和居民住房被强行征用拆迁所引发的城乡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其背后反映的是地方政府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名，通过商业运作方式追求土地收益的强烈冲动[7]。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共谋的结果是造成了房地产业惊人的暴利，吸引了大量海内外游资和银行信贷资金进入房地产业。2003年下半年以来，投机严重的房地产价格连续大幅度上升，早已超出了绝大多数普通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和正常的市场需求，出现严重的资产泡沫。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意志不坚决，是房地产业发生恶性膨胀的重要外部原因，但这只是问题的表象。调控不力从根本上暴露出中央对地方控制能力下降。与1980、90年代相比，地方当局通过垄断当地资源和操纵本地市场，已积聚起相当可观的经济实力和舆论影响力，其力量之强大，捍卫自身利益态度之坚决，已远非昔日可比。在缺乏制度创新的情况下，中央控制地方的有效办法似乎只有加强中央集权一途，但这不可避免地使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之争或政策之争最终表现为双方经济利益上的争夺。房地产市场的快速泡沫化，实际上反映了地方对中央宏观政策在初期的成功利用和其后的有效抵制。

现代工业经济的复杂性表现为产业部门之间的密切关联和相互依存，中央和地方在宏观调控上发生的利益冲突并不总是零和博弈。地方政府推动形成的房地产业泡沫为上游的原材料、能源等国有垄断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强劲需求。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处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监管之下，不受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的监督，近年来在产业规模迅猛扩张和利润激增的基础上，已发展成通过集体分肥保持内部凝聚力，敢于公开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甚至影响政策制定的能量极大的既得利益集团[8]。这些处于产业上游的寡头垄断企业一方面采取各种手段使政府的价格管制措施变形或失效；另一方面又以资源短缺和投入品成本上升为由，要求政府提供巨额财政补贴，或接受其维持垄断高价、甚至提价的主张。

上游垄断部门的持续过热，根源在于下游产业（主要是房地产业）的强劲需求。从理论上讲，如果需求控制失效，就只能从增加供给入手。但吊诡的是，投资扩大带来的供给增加未必引起价格的回落。因为上游产业必需的大宗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进口量的剧增导致国际原油和铁矿砂等价格急剧上升。由于投入品的刚性成本压力，加之大型央企的行业垄断，上游产品价格非但未随供给增加而回落，反而继续上升。

正因为国有垄断部门“给定”了市场价格，受到地方政府支持的一些非国有企业也向上游增加投资。江苏常州“铁本事件”即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处理上游产业投资泡沫的重要个案。其处理结果表明，中央政府既无意于深究私营钢铁企业“铁本”背后的地方政府责任，更无意于触动与自身财政利益密切相关的大型国企的利益。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上的踌躇不决和力不从心，使通货膨胀向下游产业的蔓延终于无法避免。国内下游产业大多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价格竞争异常激烈，很难通过提高产品的国内价格和出口价格来转嫁上游传导的成本压力。发展的艰难导致相当一批低技术制造业投资意愿下降，一些企业减少了投资甚至转向房地产和股市以牟取暴利，而部分企业则通过降低产品的质量标准以求生路，质量下降等同于变相提价。

食品价格上涨对分析通货膨胀的根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食品业自身的产业链成本价格变动通常是引起通货膨胀的一个独立变量。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可耕地的大量占用，中国的土地资源急剧减少，2007年已降至18亿亩的警戒线，农产品供给出现较大缺口。同时，入世后农业的开放使小农经济无法抵御来自发达国家农产品的竞争，迅速丧失了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如大豆和小麦）[9]。而分销业的开放则令相关的下游国内食品加工业同样受到严重冲击，进而推动了产成品价格的暴涨（如植物油）[10]。更为严峻的是，由于全球能源供给的有限性，美国等发达国家已开始从农作物中提炼能源，大大减少了农产品的出口，由此引起了全球农产品价格的暴涨。这些因素都引起国内食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进而推动国内的通货膨胀。

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巨量游资及银行信贷资金涌入股市，推动了股价全面暴升，出现了多年罕见的牛市奇观。但股市暴涨却缺乏上市公司业绩全面提高这一微观基本面的支持。若剔除与股市泡沫相关的资本交易等非主营业务收入，上市公司的业绩并无根本改善。这反映了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多年沉疴，即上市不过是圈钱的手段，并未根本解决多数上市公司的产权约束机制问题。股市暴升的动力来自中国证券监管当局放宽外资进入国内资本市场的准入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