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圣明 高培勇：做好对外经贸工作应重视协调发展

我国的对外经贸工作涉及外贸、外资、外汇、外债和外援等方面，其中外贸、外资、外汇这三方面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只有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它们协调发展，才能开创对外经贸工作的新格局，使我国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一、着力解决外贸与外资领域的不协调问题

从历史上考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是依靠外贸与外资（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这两条腿走向世界的。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以商品输出为主，以资本输出为辅；而在垄断时期，则以资本输出为主，以商品输出为辅。社会主义国家走向世界也要依靠这两条腿。当然，这两条腿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作用的方式不同，二者必须相互协调、密切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当前国际条件下，外贸与外资既有互补互利的方面，又有相互制约的地方。“三资”企业的进出口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早已超过50%，对我国的外贸非常重要。外资结构合理与否，也会影响外贸平衡、外汇平衡的能力。当外资大量流入不创汇项目时，虽然可以弥补经常项目的逆差，但会形成外汇供大于求的局面，迫使本币升值，形成本币高估，恶化贸易条件。目前，我国需要解决外贸与外资关系中存在的一系列不协调问题。

1. 着力解决外贸“长腿”与对外投资“短腿”的问题。201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已达2.9万亿美元，而对外直接投资额仅3000亿美元左右，二者大约是10：1，相差悬殊。出现这一问题，原因并不是没有钱对外投资，而是对外投资结构严重失衡，大量资本主要投向了美国的国债和企业债券，仅把很少的资本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绿地投资）。我国走向世界目前主要依靠对外贸易，使外贸依存度偏高。由于对外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占据了较多的国际市场份额，招致了一些国家的对华反倾销、反补贴。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业的冲击并不大，而对外贸冲击较大，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如果中国的外向性投资多一些，在国外设立更多的企业，在当地生产和销售，不经过外贸出口这个环节，那就可能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可见，加快中国的外向性投资，将更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目前，西方发达国家走向世界主要依靠外向投资，它们的海外公司销售额大约相当于其出口额的3―5倍。今天，中国必须加快外向性投资步伐，力争使外贸与对外投资这两条腿平衡、协调起来。

2. 着力解决“重出口、轻进口”的问题。从1994年至2010年，我国连续17年实现贸易顺差，累计顺差已达1.5万亿美元。这分明是中国亿万劳动者辛勤劳动的成果，但却成了美欧国家一些议员攻击和诬蔑中国的口实，甚至被贬为重商主义的“证据”。这个问题也被某些国家作为对华反补贴、反倾销的借口，不利于我国外贸的发展。从理论上说，长时期大量顺差或逆差都是不正常的，对国内外经济都是不利的；只有出口与进口基本平衡才是最佳的。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国家缺少外汇，因而重视出口，轻视进口。今天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不仅不缺少外汇，而且外汇储备已超过3亿万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根据上述情况，“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指出，要充分认识“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根本改变过去重出口、轻进口的问题，坚决实行出口与进口并重（并举）的方针。这是我国外贸上的一次重要的战略性转变，必然会加快走向贸易强国的步伐。

3. 着力解决在直接投资方面“请进来”与“走出去”的不和谐问题。当前，我国依然存在重视“请进来”，而轻视“走出去”的现象。改革开放30多年间，我国实行“请进来”的方针，成功地吸收了大量外资，截至2010年底累计已超过1.2万亿美元，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走出去”则相形见绌。2010年底累计不超过3000亿美元，仅相当于前者的1/4，二者很不相称。对外直接投资少的弊端已在上面分析过了，这里仅强调其原因所在。其一，起步晚。向外投资问题并没有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上日程，而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重创中国对外贸易后才起步的，晚了大约20年。其二，对外部世界不了解。过去长时期封闭，不了解国际投资问题，缺乏信息和人才，举步维艰。其三，国际环境复杂，风险大。不用说过去的那个时代，即使目前中国在海外的投资也常常遭受重大损失。作为一个后起新兴国家的中国要“走出去”是很难的。对于决心走向贸易强国的中国来说，必须排除万难，走向世界舞台。正因如此，“十二五”规划第一次提出，要把吸收外资为主转向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重（并举）。这是中国在国际投资问题上的一次重要战略转变，将会有力促进贸易强国的兴起。

4. 着力解决在对外投资中直接投资（绿地投资）与资本市场投资（债券、股票、期货等）不协调的问题。直接投资与资本市场投资的关系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派生出来的一种关系。资本市场是双刃剑，既有助于筹措资本、发展经济，又能给投机者提供机会使其暴富，或成为乞丐，分化社会。买空卖空的资本市场尤其金融衍生品市场是投机家的“乐园”，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企业破产、工人失业，但华尔街大亨还有丰厚收入，穷奢极欲。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轻视对外直接投资，外汇储备大量投资于国外资本市场，尤其是美国资本市场，仅购买美国国债和企业债券就高达上万亿美元。这不能不使我们在这次金融危机期间提心吊胆，多次提醒美国政府要保护我国投资的安全，而他们则置若罔闻。不仅如此，美国还再三推行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量发行美元，使美元大幅贬值。由于美国国债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的贬值基本上等于美国国债的贬值。为避免或减少这种贬值给我国造成的损失，我国应该加强对外直接投资。

二、构建外汇与外贸、外资的和谐关系

我国的外汇问题，包括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人民币汇率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时，美欧等发达国家多次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则根据国内外环境力求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币贬值或升值问题，表面上看仅是个汇率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到外贸、外资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贬值与升值各有利弊，应当在慎重权衡利弊的基础上进行决策。至于人民币汇率能否稳定，不仅受制于对外经贸关系，更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

1. 中国的外贸顺差不是人民币汇率造成的。外贸是外汇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西方国家曾以重商主义为理论依据，通过其外贸数量上的多出少进，价格上的高出低进，获取了大量外汇。日本曾实施“贸易立国”战略，通过外贸取得巨额外汇。仅1981―1997年，日本的外贸盈余累计达1万亿美元以上，成为世界上外汇最多的国家。中国目前拥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其功绩首先应当归外贸。30年来，中国外贸所创的外汇成为外汇储备的主体。如此巨额外汇储备，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加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发言权。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中国亿万劳动者所创造的。但一些美国议员歪曲事实，说这是人民币汇率太低造成的，必须使人民币升值40%以上。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外贸顺差其实仅仅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对除美国以外的整个世界而言，中国的进口与出口是平衡的。仅以2010年为例，中国从美国进口1020亿美元，向美国出口2833亿美元，顺差1813亿美元。同年，中国在全球（包括美国在内）的进口13948亿美元，出口15779亿美元，顺差1831亿美元。如果说人民币汇率低估了，为什么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是平衡的？可见，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不是人民币汇率造成的，而是美国自身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美国的三大政策，即高消费政策、高赤字政策和出口管制政策造成的；人民币汇率是合适的，应当保持基本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岂不搅乱国际贸易和国际汇率。可见，某些鼓吹人民币大幅升值的人居心不良！目前，力求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既体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又适应国际环境的要求。

2. 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形成与大量引进外资有关。按照传统国际金融理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时，必然会遇到“双缺口”问题，即资本缺口、外汇缺口。可是中国不仅不缺少外汇，而且成为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这既要归功于外贸的创汇能力，又要归功于引进大量外资。表面上，这似乎是两个不相干的问题，而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统一的。引进外资形成的“三资”企业，不仅是外贸出口的主力军，同时又是创汇的主力军。外国在华企业创出的巨额外汇，又以利润的形式经过不同渠道回归母国。这就说明，中国的外贸顺差大，形成的外汇收入多，实际上并不是完全归中国所有的，而是在华投资企业所有的，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返回其母国。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都分享到了这杯美羹。说透了这一点，就可知美国的某些议员仅仅根据中国外贸顺差多（其中包括美国在华企业的大量贸易顺差），就断言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是多么可笑。

3. 应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人民币汇率目前面临两难选择：国际上面临升值压力，国内又面临贬值压力。这种矛盾对立现象的根源何在？主要在于中国同欧美发达国家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悬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所以，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里，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要小。”（《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14页）这样，前一类国家比后一类国家，劳动力价格以及其他商品的价格更高。欧美发达国家站在高处，总认为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太低，必须大幅度升值；而与此相反，中国则站在低处，总认为人民币汇率基本合理，不能大幅度升值。中美的这种对立观点根源于高低悬殊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将来有一天，中美两国的劳动生产率持平，那时关于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争论也许罢休。由此可知，人民币汇率改革，只能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逐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必须坚持自主、可控、渐进的原则。解决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不一定从汇率入手，可以提高国内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和环境价格，进而提高出口价格。这样，可以把汇率改革的实惠留在国内，使国际价值的实现与分配有利于我国，防止肥水流入外人田。

4. 加强各对外经贸工作部门之间的协调。外贸、外资、外汇之间是有内在统一性的，但在实践中，它们分别隶属不同部门管辖，受部门观点和部门利益的制约，它们之间难免会出现一定的矛盾。比如，负责外贸出口和来华旅游的部门或企业，往往要求或赞成人民币贬值，以利扩大出口，吸引来华旅游；负责进口和赴国外旅游的部门或企业，则希望人民币升值；宏观管理部门则力求币值的稳定，以便管理；在进出口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对外机制，经常出现各企业相互压级压价，或哄抬物价，抢购货物，争夺市场。种种事例说明，必须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全局利益出发，坚持统一对外原则，增强统一对外意识，制订和执行统一对外的法规和政策。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