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灵敏：“性都”和中国制造业危机

2月9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曝光了东莞多家高级酒店容留性交易的新闻。事实上，东莞的性产业并非始于今日，而是早在1990年代就闻名海内外。非正式的统计显示，目前东莞性产业的从业人员在50万到80万左右，产生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占东莞的10%左右。但官方从来不承认，认定"性都"是外界的偏见或外来打工者受过委屈后的泄愤心理作祟，是在"妖魔化"东莞。2012年以来，东莞更是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形象宣传运动，邀请易建联等名人拍摄形象宣传片。2013年12月，东莞在央视《新闻30分》后、《新闻联播》前等几个黄金时段，投放约10秒的宣传广告，计划持续3个月，意图洗刷"性都"污名，不料尚未播完就被央视曝光。

这次曝光让东莞之前煞费苦心的正名运动前功尽弃，而媒体随后披露的种种细节，让"性都"的名号再次被坐实。但正如很多人所提到的，虽然性交易在中国名义上是非法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半公开的。从北京极尽奢华的"天上人间"俱乐部，到广西小镇的10元性交易旅馆，性产业在中国各地其实都非常蓬勃。既然如此，又为何只有东莞成了屡禁不止的"性都"？

显然，亚热带的气候，往来广州和深圳、香港之间必经之地的便捷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大量的五星级酒店，官方的默许和纵容，都是将东莞塑造成"性都"的因素。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东莞同时也是中国的"制造业之都"，800万背井离乡的外来打工者和外企老板、员工，为东莞的性产业提供了最早的买方和卖方；后来，业者吸收制造业标准化精神成就的所谓"莞式服务"，再加上大量从中国和世界各地慕名来此的嫖客和"小姐"，东莞性产业才渐渐有了今日的影响力和规模。

而两次金融危机，客观上对东莞性产业的推动作用，是"性都"建基于"制造业之都"的明证：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时，东莞市场萎靡，工厂倒闭，部分失业女工因生活所迫从事性服务，壮大了东莞性产业，"性都"渐成东莞标签；2008以来的金融危机，对东莞大量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再加上劳动力成本和人民币汇率上升等因素，2009年第一季度东莞的GDP，遭遇了30年来首次负增长，工厂大量倒闭，但也就是在那一年，东莞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51.9%，第一次超过了制造业。而东莞的第三产业，很大部分是由酒店、浴足、桑拿和各种娱乐经济构成的，这些行业与性产业密切相关。

产业升级转型蹉跎十年

此次针对东莞的扫黄行动，尽管在时机的选择上有偶然性，但也确实证明了产业和社会转型的迫切性：如果东莞能早些摆脱对外向型低端制造业的依赖，就不会面临这么剧烈的周期性震荡，也就不会有意无意地将性产业作为救命稻草；如果东莞在城市规划和文化建设上早下功夫，在农民工的维权和落户等政策上更为人性化，也许就会有更多的外商和打工者举家移居此地，减少对性产业的需求；如果东莞对性产业早做规划和提升，也许这里能成为中国的拉斯维加斯。但现实中，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自2004年下半年中国突现"用工荒"以来，关于产业升级和转型的话题就不绝于耳，但10年过去了，东莞的产业转型离成功仍然很远。原因何在？

首先是东莞原来的成功来得太容易了。改革开放之初，东莞是一个农业县，无论是工业基础还是在海外的乡亲人脉，都没有多少突出的地方。那个时候，全国估计也没有多少人能准确读出"莞"字。但优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东莞：当时深圳特区实行严格的边防证制度，不利于劳动力的自由进出，因此很多港资更多选择距离香港只有一个小时车程的东莞；在2008年两岸开通直航之前，台湾人往返大陆必须经过香港。独一无二的地缘优势，加上全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外资提供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使得东莞迅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变身为闻名世界的制造业名城。

在这一过程中，看不到多少前瞻性的规划和智慧，更多是地理位置的一本万利。因为简单有效，成本很低，东莞渐渐形成了对这种模式的依赖：除了土地是自己的，其他都不是自己的；只要修了路和厂房，引进了外资，招到了工人，就能很轻易地拿订单，流水线生产、出口，然后收钱。在这种模式下，无论是对工人进行培训、维护他们的权益，还是增加人文气息让外商在此地扎根，都没有多大的迫切性，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似乎是无限量供给的，外商也一直源源不断。

正因为一直感觉良好，因此当用工荒、人民币升值和金融危机接踵而至时，转型升级所需要的各方面条件，东莞都不具备。特别是在转型升级最需要的人才方面，东莞处于广深之间的传统优势在此时变成了劣势，再加上恶劣的治安和"性都"的名声在外，都足以让高端人才望而却步。目前，东莞85%以上劳工都是初中或以下学历，就算是这些人，据大谷打工网今年春节后的统计，有三成人也不打算再回到东莞，流动率居全国之首。

第二，过分向外的产业结构。在东莞，由于中小企业普遍缺乏升级能力，外资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的技术水平比较高，所以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它们会成为转型的推动者。但现实是，外资是逐利而动的，哪里有利可图就到那里去，不大可能会费心费力地参与自主创新。台湾、韩国经济转型成功的经验是，必须培养一批扎根本土的当地企业，它们的属地性决定了它们更有可能和本国经济同甘共苦。和长三角甚至本省的佛山等地相比，东莞民营经济（20%左右，苏州66%左右，广州45%左右）的不足，也是一个转型升级的不利因素。

第三，本地人的食利经济模式。东莞是全国少数几个不设区的地级市，市的下面直接是32个镇（街道），这些镇（街道）直接拥有招商引资权，村、镇自建工业区和厂房吸引外资。东莞的人口据估计有1000万左右，但户籍人口只有180万，后一部分人大多以房租和厂租为生，他们的生活方式已完全现代化，但生产方式却是原始的地租经济，再加上过分务实的性格，往往对转型持怀疑甚至抵制的态度。尽管东莞政府对转型三令五申，但村镇一级大多抱着"新鸟不来，旧鸟不走"的态度，不肯牺牲眼前利益。东莞转型升级之所以动力不足，深层原因就在于土地出租这一食利经济模式没有找到更优的替代。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也有些乡镇、村会建一些酒店，或自营或出租，将收入给村民进行年终分红。在此情况下，不少东莞本地人对色情行业异常宽容。

可以说，东莞成为"性都"是"制造业之都"的副产品，也是后者转型升级不力的明证。此次的扫黄风暴，因为有北京反腐败、扫黑和移风易俗的考虑，估计很难像以往一样很快过去，东莞的性产业短期将难以恢复旧观。但这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因为官员可以通过基建等方式拉升GDP；严重的问题在于，东莞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不利，给"中国制造"敲响了警钟。因为伴随近年来沿海工厂向内地的转移，全国很多地方都在急切克隆着"东莞化"这一看起来很美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在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营企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东莞目前遭遇的困境，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未来。（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