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波：加快经济体制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正文
计划经济体制曾经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根本改变了以经济依附、布局畸形和技术落后为主要特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业结构。但它并不是持续有效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体制，使得我国产业结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近代社会以来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规律。市场取向改革大大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使得我国迈上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并在一定程度上步入了现代化。但部分计划部分市场的双轨制也不能持续有效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以致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都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因此，推进产业升级的根本途径，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经济体制转型。
加快经济体制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两个相互促进的战略措施。
一、计划经济体制不是持续的有效的
促进产业升级的体制历史表明，计划经济体制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方面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其集中表现就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根本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以经济依附、技术落后和布局畸型为主要特征的产业结构。
但历史同时表明，这种体制并不能持续的有效的推进产业结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体制基本特征是政企、政事、政资合一的。政府不仅直接管理国民经济的全部运行，而且直接管理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只是政府的附属物，政府是社会资源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配置者。
尽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否定市场经济的，但除了那些没有货币化的自然资源以外，各项生产要素也都是以货币计价的。这样，以货币形态展示的各项生产要素仍然是社会再生产运动的起点，并决定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在这种条件下，政府掌握这种货币形态的投资，就成为它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的主要手段，也是它成为社会生产资源主要配置者的主要体现。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投资占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大部分。1953年，政府投资、国内贷款、利用外资和自筹等投资分别依次占国有经济投资总额的83.7%、0%、0%和16.3%，1978年四者的占比分别依次转变为62.2%、1.7%、4.2%和 31.9%。［1］可见，尽管1978年政府投资的占比比1953年大大下降了，但仍占了投资总额的大部分。如果再考虑到贷款和利用外资主要是用于国有企业，自筹等投资也主要是国有企业的；而国有企业又只是政府的附属物。所以，总体说来，这期间的投资都是政府投放的或由政府控制的。这意味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社会生产资源的配置者。
政府在配置社会生产资源方面自始就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它本身蕴含的投资膨胀机制，必然使得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凝固化，需求大大超过供给的卖方市场常态化，基本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衡和经济增长速度强烈波动的周期化、效益（包括宏观和微观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等）的低度化。这一切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麻痹了企业和社会追求技术进步的动力和压力，而且严重破坏了技术进步所需要的宏观经济环境（买方市场和经济比例关系大体协调）和源泉（效益提高）。这同时意味着大大阻碍了产业升级，因为技术进步正是产业升级的技术基础。
计划经济体制不是持续有效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体制，集中表现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产业结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近代以来世界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一个最重要方面就是第一、二、三产业在社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的依次演变。这种主体地位有两重含义：一是在社会生产中起主导作用。二是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为大部分，超过1/2。这可以称做绝对意义上的主体地位；或者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不到1/2，但占了相对大的部分，这可以称之为相对意义上的主体地位。
显然，作为工业化起点的农业社会中，农业增加值在经济总量中占了大部分，超过50%。这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主体地位。但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最多也只有40%左右，是相对意义上的主体地位。导致这种差别的最重要因素是：一是在作为工业化起点的农业社会，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比比第二产业大，前者的起点比后者高。二是相对农业社会中农业发展对工业发展的关联度来说，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发展对第三产业的发展的关联度要大得多。这样，工业的发展会在更大程度上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三是工业化过程中，工业技术水平不仅大大超过第一产业，而且还超过第三产业，因而其增速不仅会大大超过第一产业，而且可能接近甚至超过第三产业。但第三产业社会需求面广，行业多，进入门槛低，其增速不仅会继续超过第一产业，而且可能接近甚至超过第二产业。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第二产业不可能达到绝对意义的主体地位，而只能达到相对意义的主体地位。
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则会上升到绝对意义上的主体地位。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第一，历史起点高。低收入国家大体可以看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国家。这些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在1965-2011年间，由40.87%上升到53.09%。可以大体把1965年第三产业的占比看做是工业化起点的数字。高收入国家大体可以看做是现代化国家。这些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在 1970-2010年间由55.68%上升到74.03%。［2］可以大体把1970年第三产业的占比看做是现代化起点的数字。这样，现代化第三产业的占比就要比工业化起点高出14.81个百分点。第二，更为重要因素还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起主导作用，而知识经济在第三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比第一二产业要大得多。这就必要导致前者增速比后者大得多。
当代低收入国家产业结构变化的事实，从一个时段上（即工业化初期阶段）证实了上述规律的作用。 1980-2011年，世界低收入国家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分别依次由37.52%下降到26.68%，由19.30%上升 23.94%，由43.19%上升到49.39%。在这30年中，三者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分别年均下降0.36个百分点，上升0.15个百分点，上升0.20个百分点。［3］客观规律作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稳定性、长期性和普遍性。［4］据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整个世界低收入国家在长达30 多年的产业结构变化事实是上述基本规律的反映。
但在1952-1978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分别由51.0%下降到28.2%，由20.8%上升到47.9%（其中工业由17.6%上升到44.1%，建筑业由3.2%上升到3.8%），由28.2%不正常地下降到23.9%。在这 26年中，三者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分别年均下降0.87个百分点，上升1.04个百分点（其中工业上升1.01个百分点，建筑业上升0.02个百分点），下降0.16个百分点。［5］
将上述两组数据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看出：在这两个时限内，我国农业年均下降值比低收入国家要高出0.51个百分点，工业年均上升值要高出0.86个百分点，服务业年均值我国下降而低收入国家上升。诚然，以上两组数据在年代起终点、第一二三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的基数和统计口径等方面均有很大差别，具有众多不可比因素。但就二者都是低收入国家（这是决定产业结构层次的一个最重要因素）以及起终点的延续时间相近（二者分别为26年和31年）而且较长（都在25年以上）这些重要方面来说，又具有较大可比性。这表明这期间我国产业结构变化明显偏离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规律。
但乍一看来，上述期间第一产业增加值在经济总量中占比下降和第二产业占比上升是合乎上述产业结构升级规律要求的。诚然，从总得变化趋势看是可以这样说。但问题在于：上述期间第一产业占比下降和工业占比上升都过大了。而上述规律只是揭示了工业化过程中第一二三产业占比变化的总趋势，它没有也不可能说明三者变化多少是合适的问题。在这方面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马克思揭示的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规律。他曾就此说过： “超越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6］但在1953-1978年期间，按每个农业劳动者每年生产的农业生产总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仅为1.2%，按每个生产粮食的劳动者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还只有0.6%。而这期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速高达 7.9%，分别为前二者的6.6倍和13.2倍；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速竟然为11.3%，分别为前二者的9.4倍和18.8倍。［7］显然，这期间由工业的增速过快导致的社会经济总量增速过快以及工业和社会经济总量的过度扩张，是明显偏离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这一规律的要求。至于第三产业占比的趋势下降，更是由于工业增速过快造成的。而这一切的终极根源又是计划经济体制。
二、部分计划部分市场的双规体制也不是
持续的有效的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体制1970年代末开始的市场取向改革大大推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其主要表现有二：第一，这期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显示了由工业化初期阶段到中后期阶段的特点。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把这期间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与中等收入国家（大体上可以看做是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大体上可以看做是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的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化情况做一对比。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分别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13年的10.0%，由47.9%下降到43.9%，由23.9%上升到 46.1%。［8］而中等收入国家在1965-2011年期间，农业增加值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分别由28.22%下降到10.03%，工业占比由 30.40%上升到36.87%，服务业等占比由40.87%上升到53.09%；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三者的占比分别由25.24%下降到7.99%，由 32.85上升到38.53%，由41.36%上升到53.48%。［9］
就这期间我国与中等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化的比较来说，农业占比的起终点分别由低出0.02个百分点到低出 0.03个百分点，相差甚微。在这方面显示出高度一致。但工业和服务业等占比的起终点分别由高出13.7个百分点缩小到0.14个百分点，由低出 16.97个百分点缩小到6.99个百分点。表面看来，似乎在这方面我国同中等收入国家差距很大，但考虑到改革前工业占比过大，服务业占比过小的情况，宁可说这两方面占比都是在向中等收入国家合理回归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因此，这种对比可以从整体上说明改革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变化已经充分体现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转向中期阶段的特点。
第二，这期间我国产业升级还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现代化特点。
（一）现代化时代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上升到绝对相对意义的主体地位。改革以来，第三产业的占比不仅一改此前不正常的下降的局面，而是走向上升，并于2013年超过了第二产业的占比。这是我国产业结构在迈向现代化生产方面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变化。
（二）高技术产业是现代化生产最重要的载体。我国高技术产值增长很快。2001-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由9.5%上升到12.7%。［10］此后还有进一步增长。
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和整个现代化生产的发展，都是同研发人员、PCT专利、研发经费和创新指数这些发展现代化生产的最主要资源的增长直接相联系的。2013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达到36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PCT专利申请量达到21516件，占世界总量 10.05%，超过德国仅低于美国和日本；研发强度达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