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贵：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下的转型选择」正文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的要素供给、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不断积累的技术能力，逐渐确立了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但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中国经济不仅可能面临既有比较优势丧失之忧，而且因产业竞争力弱而难以占据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问题会进一步恶化。中国必须增强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主动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力求在某些产业领域发挥全球引领作用，实现从传统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包围中脱颖而出。
全球性金融危机、高涨的能源价格、严峻的环境问题，使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生产形态面临愈来愈多的制约，而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结合，使新一轮工业革命具备了现实基础。能源生产与使用、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流程、组织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革，将重塑比较优势，改变全球产业分工与贸易格局，解构产业关系，革新经济地理，使全球利益分配重新洗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将对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提出严峻挑战，但也为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必须加快打造经济升级版，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道路。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深远
2011年，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的出版，确立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及其内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和新能源技术创新引领并孕育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不仅包括“制造业数字化革命”、“能源互联网革命”，还包括生物电子、新材料和纳米等技术革命。
18世纪中期，由于木材匮乏引发的能源危机，使得英国人毅然在热能和机械能领域实现转轨，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实现了国家整体性产业变迁，完成了经济史的重大转折，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始于19世纪末期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能的广泛应用带领人类社会步入了电气时代，而石油为内燃机的出现提供了有效的动力来源，电能的普遍应用与内燃机的发明，又促进了新交通工具及新通讯手段等方面的巨大进步，形成了以电力、钢铁、石油化工、汽车制造为代表的四大支柱产业，确定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人类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建立的以化石能源为核心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深远地影响着居民、企业、行业和国家行为。对国家来说，能源的开发利用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对居民而言，能源成为居民消除贫困、增加社会经济福利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类似于前两次工业革命，随着新技术创新在多产业显现并加速扩散应用，第三次工业革命通过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分散式生产、使用氢和其他存储技术存储间歇式能源、能源互联网和将传统的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等五大支柱，重新塑造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比前两次工业革命更为广泛、深远的影响。
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个长达六七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创造性“毁灭”过程，它在诱发一系列技术创新浪潮的同时，将导致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从而使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和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发生彻底重构，对世界发展将产生革命性影响。
重构国家间比较优势。一是终端产品的竞争优势来源不再是同质产品的低价格竞争，而是通过更灵活、更经济的新制造装备生产更具个性化的、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发展中国家通过低要素成本大规模生产同质产品的既有比较优势将可能丧失。二是支撑制造业数字化的新型装备是实现终端产品“大规模定制”的基础，拥有新型制造装备技术和生产能力至关重要。然而，这些新型制造装备属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更符合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因此，第三次工业革命既强化了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又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比较优势，从而进一步固化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世界产业体系。
重构产业关系。就产业关系而言，由于制造业的生产制造主要由高效率、高智能的新型装备完成，与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将成为制造业的主要业态，制造业企业的主要业务将是研发、设计、IT、物流和市场营销等;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及时对市场需求迅速作出反应，要求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更为深度的融合，包括空间上更为集中，以及二、三产业的界线模糊化。就就业结构而言，一方面，由于生产环节大量使用新型装备替代劳动力，使得制造业环节的劳动力需求绝对减少;另一方面，随着服务业活动成为制造业的主要活动，制造业的主要就业群体将是为制造业提供服务支持的专业人士，这就使得二、三产业的相对就业结构朝着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增长方面发展。在这样的产业发展趋势下，低技能的生产工人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下降，高技能的专业服务提供者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这对各国的教育、人才培育和就业结构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重构世界经济地理。随着国家间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也必将随之改变。一是当发达国家重新获得生产制造环节的比较优势，曾经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重新回流至发达国家，制造业重心向发达国家偏移。二是由于发达国家拥有技术、资本和市场等先发优势，将更有可能成为新型装备、新材料的主要提供商。在此趋势下，发达国家有可能成为未来全球高附加值终端产品、主要新型装备产品和新材料的主要生产国和控制国，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进一步增强。三是由于与第二产业的融合度更高，发达国家在高端服务业领域内的领先优势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重构国家间利益分配机制。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导致生产关系、分配方式的革新。一是生产制造环节低附加值的格局可能会发生改变。当前，生产制造环节附加值低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产业转移至低要素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完成简单、重复性的生产任务，进入门槛较低。这一模式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将难以为继。生产制造环节由更多、更高效、更智能的资本品和装备产品参与，不仅能完成简单重复性的工作，还能完成更为灵活、更为精密的任务，生产制造环节的利润更高，这也是制造业回流至发达国家的重要驱动因素。二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强化了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而由于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专业技能人员组成，所提供服务的价值更高、行业的进入门槛更高、从业人员谈判能力更高等各种因素，使得服务业在整个价值链分配中所占的份额更大。因此，随着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相关专业服务业向发达国家进一步集中，发达国家更有可能享受国家间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构红利”。①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的要素供给、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不断积累的技术能力，逐渐确立了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但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中国产业不仅可能面临既有比较优势丧失之忧，而且因产业竞争力弱而难以占据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局面会进一步恶化。
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严重
经过35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数量指标来看，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达51.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约24倍，年均增长约9.8%，按现行汇率折算已近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GDP总量的10%左右;人均GDP达3.8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改革开放初期增加了17倍左右，年均增长8.7%左右，按现行汇率折算达5800美元，超过了当代世界中等收入国家3400美元的平均线，若按购买力评估法，据世界银行测算，2009年就已达到6710国际元，超过当代中等收入国家6340国际元的平均线，达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货物贸易占世界份额，由不足1%上升到11%，成为全球第一货物出口大国。制造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是，中国的产业结构方面的一些突出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限制因素。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以及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特别是轻重工业结构、制造业结构基本上是合理的。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主要不是各层次产业之间比例的高低，而是由产业的发展方式粗放和发展质量低下引发的相关问题，主要包括：
产业处于低端的国际分工地位。虽然中国已经是位居世界第二的工业和制造业大国，但离世界工业和制造业强国还有很大差距。从产业结构上看，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高技术产业的比重大，而中国的低技术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仍占很大比重。从产业内部的结构看，中国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中国出口的制成品仍以初级制成品为主，即使在所谓高技术产品中，中国所从事的很大一部分工作也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活动，附加价值和利润很低。
企业整体竞争力不强。虽然在2012年中国500强企业中，入围的制造业企业达272家，但利润占比仅为25.04%，凸显我国制造业整体水平不高、附加值较低、具有比较优势的仍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多方面问题。从国际来看，虽然我国制造业规模已成为世界第一，但离制造业强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特别是缺乏世界一流大型企业与知名品牌，在全球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份额相对较小。
资源环境形势严峻。改革开放、特别是重新重工业化以来，中国对能源和资源性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一是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经济规模扩大、城市化快速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作用结果;二是在重化工业化的过程中，石化、化学等重化工业快速增长，带动了对作为原料和燃料的成品油的需求;三是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成本吸引跨国公司将一些资源、能源高消耗型产业转移到中国。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与此同时，经济高速增长付出了巨大的能源和环境代价。从能源消费总量看，已由1978年的5.71亿吨标准煤，增长到2011年的34.78亿吨标准煤(按发电煤耗计算法)，增加了6倍有余。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各类能源消费的持续走高，2010年煤、石油、天然气三类能源消费增长量就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10.1%、10.4%、21.8%，我国已成为世界能源消费第二大国和煤炭消费第一大国。与此同时，国内能源储备相对有限，除煤炭外，石油、天然气等相对匮乏，可供生产年限也仅为35、9.9、29年;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55%，能源安全形势严峻。由此可见，我国能源供需矛盾不断加剧。从环境污染角度看，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和交通现代化，对能源的大量使用，国内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各类污染物排放增速显著。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10年CO2排放量为82.4亿吨，人均排放量为6.2吨。《中国环境状况公告(2010)》的数据表明，2010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为617.3亿吨，是1999年的1.54倍;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240943.5万吨，是1999年的3.07倍;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185.1万吨，是1999年的1.18倍;氨氮排放量为120.3万吨，烟尘排放量为829.1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448.7万吨，部分污染物排放趋势有所下降，但总量仍十分巨大。从整体上看，能源瓶颈制约矛盾仍相当突出，环境状况总体恶化趋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这些问题一方面引发国内对能源环境问题的强烈关注，另一方面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舆论压力。当前，国内经济呈现“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资源消耗巨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产业结构不合理、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等问题让国人越来越担忧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资本深化与就业吸纳能力下降之间的矛盾。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益的需要，是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适应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变化的需要。产业升级说到底就是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替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将竞争优势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换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即资本不断替代劳动的过程。当前，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深化、产业升级与就业吸纳能力下降之间的矛盾。
研发投入不够。近年来，我国对研发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规模占GDP比重从1995年的0.6%逐步提升到2011年的1.6%，但与美欧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美欧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积累的研发优势使其抢占了技术制高点，其借此在相关技术的各种指标上设定的所谓国际标准，更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发展的重要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