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时空变换背景下的中国农业发展

乡村社会变迁的时空条件与宏观背景需要得到高度重视。任何关于乡土社会及其文化传承的研究要想言之成理，都不可能就事论事，而需把研究对象放置到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之中。否则，按照与西方中心主义相辅相成的经济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等学科规范所做的微观领域的计量分析、案例观察和白描式的跟踪记录，虽然对研究者有资料性价值（或许也有符合知识分子趣味的审美意义），但却难以据此发现客观世界不同范畴之间的相关本质联系，也就难以进行理性分析，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也会因此打折扣。当然，我们也应该包容某些个性化的“把玩式”微观研究――只愿意对某个客体断面的局部做观察或者本来不打算做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理性思考。

时间与空间的变化，是中国重大发展战略变化的基本条件。我们的认识也随之改变：从产业资本麇集于城市而导致城乡二元对立体制下的城市消灭乡村，甚至以“消灭农民”、占有地产而推出激进的城市化，逐步演化为生态文明战略下的“市民下乡”、“农业进城”，形成新型的“社会化生态农业”，有利于推进城乡民众融合的新趋势。

一、国家战略调整的时空之维

之所以需要关注时空条件的变化，这是因为，一方面从经济形势研究上看，宏观局面内部有时空条件转换；另一方面，乡土社会发生的影响深远的重大制度转变，都与国家不同阶段面对的主要矛盾有关。现在就连发展主义主流也开始强调乡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各地不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过去几近破败的、被说成是应该消灭的乡村，也从过去“被资本遗忘的角落”，变成了可能吸纳过剩资本的“绿色经济”。

客观地看，大国缓解经济危机的手段往往是“空间换时间”――把过去冷落的投资领域重新找回来，用没有短期回报的战略性投资来拉动维持本国实体经济。中国遭遇第一次生产过剩的1998年即是如此：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等。2005年又提出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名的连续增加农村基本建设投入的重大战略。一般而言，没有哪一个大规模投资达数万亿的国家战略能有短期回报、能有当期税收，所以，若只能由国企承担这种市场无效投资，自然就会占压银行贷款，也会对私企形成挤出效应，但其制度收益却是全社会共享的――中国改出危机（通过改革，转危为机）。诚然，这个空间换时间的条件在很多幅员狭窄的小国并不具备，当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被东亚金融风暴挫败时，未必一定非得从西方强调的制度优劣上找原因。

改革或说战略调整，源自于危机。政府公司化使得中国政治体制主要矛盾是执政党所内含的利益集团纷争愈演愈烈。中国并没有构建西方人所说的“中央化”集权体制的经济条件，长期以来其实是以“地方化”为主的资源资本化发展过程。我们在研究危机周期时发现，正常发展之中人们都不愿意对既得利益做任何调整，只在全局性危机影响到几乎所有人利益的压力下，各地区、各部门、各产业和各企业才有认同并且执行国家宏观调控的可能。而本文谈及的这个国家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新战略，至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利益集团都遭遇到了中国完成工业化以后的第二轮生产过剩危机的压力。

更直白地说，现在社会上的“乡村热”越烧越热，是因为城市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个别城市(如杭州)，超过一半户籍人口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或称中产阶级），城里人手中的过剩资本都想“组合投资”。因为，去年股市大灾蒸发了二十多万亿，而房地产市场充满风险，如今年泡沫崩溃也会有不少于十万亿的蒸发。中小资本们既然在城市斗不过大投资家和大地产商，只好另寻投资出路――“下乡”，于是就得有个新乡村领域作为中产阶级投资空间。与之配套的是，村干部和农民都不大愿意理会的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便由政府直接推行。客观地说，官员们也是城里人，也属于中小投资者；大家都是外来户，如果没有合法占有乡村自然资源的文本，下乡就只能做公益。

这个情况，欧洲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产业资本借助和平红利迅速扩张、很快就形成第二轮生产过剩，遂造成20世纪80年代产业资本外移到发展中国家寻找“要素价格低谷”获取巨大机会收益，进而回流到西方，带动向金融资本经济的转型升级。与之同期发生的一个空间改变，就是中产阶级及其中小资本纷纷下乡；到20世纪90年代乡村中的农场60%以上已经变成市民农业。接着，就是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绿色运动和不可忽视的绿色政治。其客观结果是历史性的：由于欧洲主要国家大量吸纳就业的中小企业多数在乡村创办，遂改出了“激进城市化”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形成了“莱茵模式”之下城乡融合的局面。这两种模式并不相同，如果我们要师从西方，就要考虑哪一种模式适合自己的国情。

二、两次生产过剩危机下的农业发展

（一）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与资本下乡造成的农业负外部性

在中国，很少有人讨论生产过剩危机。其实，早在1998年，中国就出现了第一轮生产过剩危机，该危机是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导致来年外需陡然下降造成的，是外部因素引发的生产过剩，属于“输入型”危机。从1998年开始中国进入四年通货紧缩、资产价格下跌、大量企业破产倒闭的艰难发展时期，而政府却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推出国企改革，放手外资进来廉价地抄了很多国企的底，为第一轮生产过剩付出了代价。1998年马洪、陆百甫都向中央发出中国进入相对过剩的警示。林毅夫则在1999年于经济理论界一次内部会议上直白地指出：“中国面临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他领导下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曾给中央提交报告，认为唯一可资借鉴的就是“罗斯福新政”。

中国当年正处在产业资本扩张阶段，遭遇生产过剩的本质是产业资本过剩。所以，从1998年起，城市工商企业要求进入农业，政府适时配套政策就叫“农业产业化”――这是被西方教科书认定，却从没有在亚洲原住民社会的小农经济条件下落地的理论。结果是从城市产业资本过剩，直接演变为商品化程度越高的农业产品越是大量过剩。而基层干部却在地方政府指挥下调结构、强迫农民交出土地向农业产业化进军，结果是农民亏损严重，政府欠债增多。

我们不妨做个“穿越”比较。通过国际比较会发现，1929年美国遭遇生产过剩大危机的同时，也是城市的工商业资本去推进农业领域的“福特主义”大生产时期，很快就导致三十年代的美国农业过剩。同理，中国在1998年遭遇了城市工商业资本的产业过剩，接着政府鼓励工商业资本下乡推进大规模产业化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1998年以前农村是一个“被资本遗忘的角落”，但在国内产业资本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工商业资本迅速转向农村。其结果与美国工业生产过剩资本流向农业接着就发生农业过剩的道理一样，中国也是九十年代末工业生产过剩，接着进入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农业也出现相对比较全面的过剩。

资本化农业在世界上都被认为具有多重负外部性，主要有三：一是过剩，二是污染，三是破坏乡土社会稳定。农业过剩数据是原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李里特教授讲的，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塑料大棚扣在中国，靠大搞设施农业以超采地下水、地表盐碱化为代价，生产了全球67%的蔬菜，人均蔬菜产量500多公斤，远远超过《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中规定的140公斤。大量的过剩演变为大量城市垃圾无处填埋。中国水产养殖量占全球总量的61.7%，全球49-51%的猪肉，另外还养着一百多亿鸡鸭等禽类，可见中国养殖业也是世界最大规模。主要农产品只有粮食一项产量占世界的比重与人口比重是一致的，其它的都是过剩的。但由于最大规模养殖业需要大量耗粮，就有粮食12年增产还得进口，决策者据此认为农业没有过剩，但这种认识并不科学。

大家都知道很多农业过剩的案例，最极端的是菜农自杀，不极端的也是搞农业经营者没有合理收入，成千上万农村人因此背井离乡，留下老弱妇孺被地痞村霸欺侮，乡村的社会稳定受到严重破坏。

那么，是什么方式造成农业过剩呢？工商业资本改造农业，当然包括农业全面化学化。所谓“化肥农药除草剂，家家都种卫生地”，就是这么造成的。这就带来农村因大量使用化学产品而导致的水、土、气等资源环境的严重污染。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已经有报告指出我国农业污染已严重影响水体、土壤和大气的环境质量,且日益明显和突出于工业污染。2015年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提出中国农业资源环境遭受着外源性污染和内源性污染的双重压力，农业可持续发展遭遇瓶颈。我国农业已超过工业成为我国最大的面源污染产业，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很多科研和投资集中于工业和城市污染，很少人去做农村污染研究，说白了是面源污染本属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不发动群众形成有控制能力的组织，政府没办法给300万个自然村都投资治污设备，更不可能直接去治理2亿多小农户。因而，我们不能生搬硬套教科书理论，要善于从宏观到微观做分析，注意农业发展和乡村变迁的时空条件和宏观背景。

（二）第二次生产过剩与农业面临的新趋势

当前，中国遭遇的是第二轮生产过剩危机，而且仍然是“输入型”的。众所周知，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演化为2009年全球危机和2010年的欧债危机。全球需求随即大幅度下降又导致中国从2011年开始进入第二轮生产过剩。我把这个阶段变化叫做中国经济“去工业化”。同期发生的是各种资金争相流出实体产业而进入投机领域，从而加快金融资本化，促推房市泡沫化，社会失序和制度成本上升反过来更对实体经济釜底抽薪。这就是今天“加工贸易型”的外资纷纷逃出中国、实体经济大部分不景气的根本原因。

2013年新一届政府上台就认识到经济下行期，低增长是“新常态”。2014年实体经济迅速下滑，到2015年大多数人接受“L”型经济的判断（也就是陡然下降到谷底）。这个时候，城市已经存在工商业资本过剩，中国政府还不得不对冲外部资金的大量流入而客观上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巨大的流动性压力使大小资本都在加速进入金融资本经济阶段，因而短短几年时间金融资本也过剩了。不会理财的群众维持着世界最高的存款率（达百分之四十以上），大部分银行产生了较多存差，有些甚至存贷比低于50%，致使2012年以来延续着的第二次生产过剩与1998年产业资本过剩相比更为困难。

这个时候的资本下乡虽然还是被政府大力推进着，但因为大部分资本已经遇到农业过剩的困境，由此和九十年代后期的资本下乡、政府配合推行农业产业化不同，大批前车之鉴使投资者愈发谨慎起来。虽然主流还在浪漫主义地强调市场经济，但“市场看不见的手”却已经不大可能优化配置“绝对过剩的要素”。因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是确定在要素“相对稀缺”的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可以发挥最佳的要素配置作用，没有这个条件，市场经济可能就会失灵。

我们以前讲三农问题时，提出的理论问题就很直白：为什么说三农衰败是宏观问题派生的？因为在农业领域中资本要素“绝对稀缺”的前提条件下，全国齐步走地推行市场机制的结果，就是农业要素被外部市场定价，导致农村生产力三要素的绝对净流出。对此我们认为：没有任何经济领域在三要素净流出的条件下能够维持得住。后来，因为资本要素在三农领域的绝对稀缺，国家才启动新农村建设战略，大规模向三农投资，2005以来已经投入了超过8万亿人民币(本文选取国家财政的农林水事务支出作为衡量国家财政对“三农”投入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