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耕地污染治理的根本出路在于生态农业

作者:蒋高明发布日期:2016-07-31

「蒋高明:耕地污染治理的根本出路在于生态农业」正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经济发展了,环境污染了”,生态环境代价几乎没有被考虑,导致“环境无价、资源低价、商品高价”,资源被大量消耗,环境污染加剧,自然生态系统破坏严重。可以说,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低效率”的“黑色经济”模式,是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的重演,包括耕地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已经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控制不好,将严重拖中国经济发展的后腿,甚至成为威胁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唐朝大诗人杜甫曾感慨“国破山河在”,而今我们要感叹“国在山河破”。在严酷的环境污染事实面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发展是硬道理”后的“软”道理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耕地污染问题迟早会解决的,科学会解决它所制造的问题。这是典型的唯技术论,是要不得的,在解决耕地污染问题上,我们不要迷信所谓的高科技,以为科技能解决所有问题,污染本身不就是科技的产物吗?现在很多被证明是垃圾的科技在以前不也曾被捧上天吗?靠技术来治理污染,或用一种技术替代另一种技术,将可能产生更多、更隐蔽、更难以治理的污染,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十年前,农业部和科技部的官员就希望科学家们尽快拿出降解农膜的方案,筛选特殊的微生物来分解农膜。遗憾的是,虽不断有人传言研制出了可降解农膜,但令人兴奋的消息不多。这里,主管官员和科学家们都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农膜是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哪里有什么微生物愿意“吃”它们?为什么不研究替代措施或者制定政策,让老百姓停止使用农膜,从源头控制白色污染呢?几千年来,勤劳的祖先一直耕作在这片土地上,人与地相安无事,和谐共处,现代人引以为豪的化肥、农药、农膜施用才几十年,就让宝贵的耕地得了这样那样的怪病,这不让人深思吗?

治理耕地污染远远超出了科技的范畴,既是科技,又不是科技。说它是,仅仅是个手段而已;说它不是,因为还需要有更宏观的视野,最重要的是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何等重要,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到集约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已经喊了很多年,遗憾的是,效果有限,这必定是个漫长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一定要走在前头,不能指望全国各族人民都清醒了,老百姓都成了环保专家,政府再来推动――我们永远等不到那一天。好在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现在关键是要有行动,加快落实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指导思想上把环境保护摆上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环境污染。第二个转变从环境保护滞后经济发展转变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改被动、事后、补救、消极环保,为主动、事前、预防、积极环保。第三个转变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适应新形势,加快体制机制创新,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千呼万唤的绿色GDP考核指标迟迟不能出台,这会影响耕地污染的防治。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将绿色GDP纳入官员考核指标。虽然绿色GDP在技术上还有很多难点没有攻克,但是,绿色GDP正在逐步地走向成熟,不能等到绿色GDP完全成熟了才把它列为官员政绩考核的一个指标。中国的许多问题是利益问题,官员的利益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是政绩,过去强调GDP,官员就将环境问题放在次要的位置;如果国家下决心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从考核官员的政绩入手,而且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

我们使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农膜等现代技术和材料,虽然产量提高上去了,但土地却在较短的时间内失去了高生产力,这种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耕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我们应当像保护眼睛那样保护耕地。但现实却与此相反,为了提高一点产量,鼓励农民从眼前的短期利益考虑,大量使用自然界中不存在的东西。比如农膜,其泛滥就是农业部和各级政府大力推广的结果。为什么有人热衷于推广?因为里面有利益,简单地说,现在是有项目就有利益。实际上,农膜增产后的利润“大饼”被农膜推广者、生产者、销售者瓜分了,他们的眼睛早就盯上了农业增收带来的那点可怜的利润,农民得到的只是少部分(国家减免农业税或粮食直补带来的效益很快就被农资涨价所抵消了),而耕地污染苦果却让农民来承担。

其实,回归传统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使种地与养地走上良性发展轨道,现代科技千万不能排斥和无视传统。中国有句古话,叫“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对“六畜”我们重视得很不够。“六畜”中的马、牛、羊和一部分的猪是能够吃草的,这个草就是秸杆。理论上,秸杆含有的热量和营养与粮食不相上下,关键一环是通过牲畜转换,即生态学上的初级生产和次级生产的链接。但现在仅利用了光合产物的不足一半(即粮食),而光合产物的另一半(即秸杆)白白烧掉了,还污染了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畜牧的潜力在山东、河南、河北这样的农业大省,而不是在内蒙古、新疆、西藏这些生态脆弱的地区。如2015年内蒙古畜牧业产值为1158亿元,但国家投入的退化草原治理费用几百亿,净效益低;而同年山东省畜牧业产值为2500亿。内蒙古畜牧业产值是在8666万公顷草原上获得的,山东是在760万公顷耕地上获得的,两者相差10倍。其中,山东养殖的牛羊等食草动物主要利用的是秸秆,是农业废弃物。所以,农村不是没有产业经济,而是空间很大,核心问题是在光合产物转化上做文章,将动物生产加进去,增加单位农田的经济产出。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人们离土地似乎越来越远,长期生活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水泥森林里,对土地的关爱也就越来越少。由于长期不重视“三农”,结果是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漠视导致了对耕地的漠视。我们可以看到,水污染、大气污染的治理已经提到了应有的高度,但治理耕地污染可没这么受“宠”,如同靠耕地生存的农民一样,很少有人提及它。这是个要命的问题,但它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涉及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转变这个大问题。可以说,不重视“三农”就不可能重视耕地,不重视耕地自然也就不可能重视耕地污染,也就谈不上治理了。好在这方面正在转变,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

发达国家在防治耕地污染方面是积累了一些成功经营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以美国为例,在美国,农药与化肥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美国采用农药花肥总量控制、限量使用,严格控制施用剂量;同时,发展综合性生物防治来代替农药防治,提倡多施有机肥,少用化肥,提高化肥的利用效率。与此同时,实施环境补偿政策。在美国,只做到“谁污染、谁治理”还不够,污染了还要付出“自愿”接受惩罚的代价,这就是实施环境补偿项目。具体是指企业违规或违法后,在法定要求的纠正违规行为之外政府要求“自愿”执行的对环境有益的项目,以解决其违规行为造成的后果。环境补偿项目构思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全国实施,并稳步发展,该项目实施后,促进了环境的改善,既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又起到了变“不义之财”为“积德行善”之举的双重作用,可谓“一箭双雕”。

保护耕地我们需要行动,但多年来我们对耕地数量重视有加,而耕地质量保护一直处在“冷宫”。耕地,只有数量与质量并重,粮食才能够真正安全。所以,保护耕地,数量是硬道理,但其质量再也不能是“软”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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