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可：全球化与转基因问题的政治想象

【内容提要】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转基因农作物及其商业性种植流布越来越广，在世界各地引起广泛争议。这说明，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同时也是问题的全球化。转基因作物是否危害人类健康和环境，目前在国际上无法从科学权威角度证明，对其持否定和批评态度的群体往往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诉求，这点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深刻。中国已进入风险社会，有关转基因之争在中国被政治化，反转基因成为表达不满的“猎巫”运动，并与怀旧和阴谋论交织在一起，构成当下中国社会对现行体制和政策进行“每日抗争”的一种社会景观与政治想象。之所以如此，政府公信力下降和腐败的盛行是重要原因。

【关 键 词】转基因/全球化/风险/公信力/猎巫/阴谋论

近些年来，有关转基因问题在国内外社会、政治和公共卫生的许多领域引发巨大争议。除了技术或涉及技术问题的争论外，这些争议大多都能通过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的透镜来进行解读。到目前为止，有关转基因的争论绝大部分实际上已经溢出科学本身，这在我国尤为明显。俞可平指出，许多原先与政治没有关系的议题，在中国的情境里都成为政治性的，转基因问题即为其一。[1]为何如此？个中原因自然难以一语定夺。但是，毋庸置疑，信任问题必定是这种泛政治化现象的核心所在之一。在信任缺失，尤其是公权力失信于民的社会，就会产生这种将任何问题都归咎于政治因素的现象。显然，全球化在今天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全球化是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之所以能占据农业产品半壁江山的主要推动力，转基因问题也因此全球化。费孝通指出，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全球化，也是问题的全球化。[2](PP387-400)诚哉斯言。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是在多种力量交汇以及意识形态立场主导下所出现的关于转基因的问题争论，这一争论在中国的语境里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虽然这样的政治色彩看似与当今国家的政府意志与行为无关，但究其深层还是一种司各特意义上的“每日抗争”，这些抗争里存在着一种声音，其实质是通过一种对转基因农作物进行妖魔化和阴谋论的特殊解读来对“前三十年”的极左进行怀旧。在意识形态上，这种声音有着颇为嘈杂的国际共鸣。

转基因问题的全球化

国际上参与转基因争论的有消费者、生物科技公司、政府立法者、非政府组织，以及科学工作者等等。另外，宗教界、绿色和平组织、反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学界左翼、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及各种卫生、健康领域内的某些从业者等，也有不少人从其他维度卷入有关转基因问题的争论。其中转基因作物是否对人类健康有害的技术或科学争论不在本文所关注的范围内，但因为中国情境下所产生的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几乎有着与转基因问题相同的结构与逻辑，所以本文也将对之有所提及。除此之外，其他群体对转基因的争论或者批判，更多地与社会政治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推广和研发转基因农业作物的跨国生物科技公司却基本无视这部分群体的话语与存在，因为他们都无法从科学的角度证明转基因作物是否会给人类健康和环境带来负面的影响。对一部分学者来说，他们对转基因的激烈批评无非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诉求，矛头所向实际上并非转基因技术或者食物本身，而是全球化。对这部分组织和人士而言，全球化主要为美国金融寡头所操控的跨国资本集团及其资本的无边界流动所主导。

在国外，教会在反转基因问题上着力显著。显然，转基因工程在逻辑上违背了神的意志，这对许多教会人士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宗教力量对转基因食品的怀疑和抵触的另一原因，则是质疑转基因食品能否顺应宗教法上对食物的严格要求，比如犹太教的“kosher”和伊斯兰教的“清真”。这样的质疑多少都涉及“神创”的基本教理。另外一部分反转基因工程的人士，如环境保护主义者多有反科学的倾向。然而，他们的反对和批评的对象不仅是科学主义，而且还包括了科学本身。诚然，科学发展到了今天的确造就了一大批视科学如同宗教者。“如同宗教”所指并非爱因斯坦或者韦伯所说的那种对学术研究的宗教感，而是我们所说的科学主义――把自然科学当成至高无上，在许多方面均奉之为执掌定夺是非曲直的裁判官，人们对之不能质疑只能服从。托马斯・库恩曾经指出，科学可以凭其所产生的学术“范式”排斥其他可能具有深远意义的创新――如果这些创新来自“旁门左道”。[3]奉科学范式为圭臬的科学主义当然有失偏颇，但反科学则是另一回事。

从地域上来看，最不能接受转基因作物的当属欧洲。由于历史的原因，欧盟国家民众几乎对所有生物技术持消极或者反对的态度。福山认为，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得追溯到历史上曾经流行一时的“优生学”。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由国家扶持的优生学曾经在许多国家获得广泛的支持，支持者包括来自右翼的种族主义者和左翼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优生学试图通过控制人类的择偶与生育来选择所谓优秀的生物学性状，来对人口的质量进行提升。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曾通过优生法批准国家去影响人口的繁衍，阻止那些被认定为“低能者”的繁衍，同时鼓励那些有着“优良”性状者多多生育。鉴于纳粹德国极端的种族主义的优生政策和种族灭绝实践以及对所谓遗传上“低级”的人的医学实验，美国迅速停止了优生学运动。但从那个时候起，欧洲民众被不断灌输优生话语，这最终使欧洲大陆成为反对生物技术开发和研究的土壤。[4](P85)还有学者认为，欧洲在反转基因问题上态度更为积极与环保主义以及绿党的崛起有关，1996年发生的疯牛病也加重了这方面影响。[5]

如果说一般民众反对转基因是由于对其产品可能有潜在的危害的担心或者惨痛的历史记忆，那么，对学界左翼的有些人士而言，反对转基因则无非是反全球化议程的组成部分或者口实而已。这部分人士秉承了早期左翼反市场的传统，在全球化时代持续对市场乃至民主体制进行批判。在他们看来，全球化在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操纵下，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日渐主导世界主要经济体，这预示着人类的悲观前景。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里根-撒切尔革命”鼓励市场的力量主导社会和经济生活，这一反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借助于政府力量的鼓励迅速在西方国家蔓延开来，新自由主义遂成为一时之选，这对西方学界左翼不啻为沉重打击。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逐渐居于学术左翼的主流地位。由于近二三十年来急剧加速的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与全球化不无关系，全球化自然成为遭受鞭笞的替罪羊。

由于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借助于全球化浪潮在世界上迅速推广，反转基因竟也随之成为一种跨国性的抗争运动。国际知识界有一批人士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中有些人是科学家，尽管人数不是太多，但是他们的职业身份使他们对于反转基因运动具有一定的意义。这部分人强调转基因作物的危害性，并对一些跨国种子公司的作为进行质疑与批判。从他们的诉求来看，无疑，某些跨国种子公司――如孟山都等对市场的垄断和交易过程，以及为了保护专利权而执行的各种绑定条件很值得深究。但是，哪怕这些公司再不仁不义，也不能因此而苛责转基因作为一种科学创新活动而存在。只要不违背道义伦理，任何内容的科学研究就有其存在的理由。问题在于这些学者是出于对全球化的批判而反对转基因的，他们视转基因为主导全球化的跨国垄断资本集团的罪证，将转基因妖魔化。在他们看来，转基因作物的推广是孟山都之流获取暴利的来源。它曾因为越战提供生化武器“橙剂”而臭名昭著，而它和其他提供这种生化武器的化学公司都对橙剂含有二恶英等剧毒致癌物质造成伤害拒不认罪。[6]同样，它今天在市场上的操守也令人不快，例如，买它的种子就必须买它提供的除草剂，等等。[7]孟山都过去和今天的“罪过”使它成为反全球化运动首当其冲的靶子。[8]包括反转运动在内的反全球化运动似乎有这样一种逻辑：马克思既然说过，资本一来到世间便浑身上下充满血腥，那么主导市场的跨国公司必然不仁，而这些公司的商业推广一定不义，它们必然只为了利润而无视道德良知，因此，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它们完全可能将那些对环境和人类健康有害的产品投入市场。如是观之，反转基因运动与因为反资本主义市场扩张而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转基因、风险与信任

严格而言，转基因作物产品是否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有害目前尚无定论。虽然争议不断，总体而言，转基因作物并没有因此而消颓，近些年来它的普及反倒有加速的趋势。当今，转基因产品已经是国际农业交易市场上的大宗货物。美国出口的农产品当中有很多是转基因的，如销到中国市场的大豆和玉米等产品。但美国国内市场上也销售很多转基因产品，这些产品主要用于饲料和制造乙醇，美国人日常生活里也经常食用它们。在世界范围内转基因作物日渐普及，除了美国之外，转基因作物使用最多的国家还有巴西、阿根廷、印度、加拿大等等。根据《今日美国》报道，2013年全球11.7%的农作物采用能抗除草剂和抗病虫害的转基因种子。根据康奈尔大学的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研究所报告，2013年全球转基因作物面积比2012年增加1200万英亩。许多分子生物学家相信转基因作物安全无害，但由于许多人有所担忧，因此有人主张，在生活中对待它的最好方式就是由消费者自己决定是否选择它，欧盟市场上对转基因食物有所标注就是为便于人们选择。美国在过去的11年里花费了数千万美元，争取转基因成分在产品上标注，但迄今未能成功，华盛顿州的反注明势力在2013年竟投入2300万美元彻底击败了要求标注的立法申请。[9]

欧盟国家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公众的反转基因情绪印证了吉登斯有关“风险意识”“兴起”的理论。吉登斯看来，人们在这个时代出现特有的焦虑、担忧，以及不确定性，是现代性的后果[10]，而全球化则使这种风险意识大大加剧。在这种隐忧的背后，自然是科技的发展导致脆弱性累积。科技使人类变得强大，也使人类实质上变得更为脆弱，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便是证明。在发展理念主导下，这种脆弱性积累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着。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所有国家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着“主权缺失”，这就很容易使得许多问题也全球化。主权缺失的一个后果便是制度性力量在许多方面失去其原有的控制力，因此，有学者认为，当今的世界已然为风险社会。社会学家贝克指出，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加深了人们每日生活要面对的风险系数。而社会分化使不同阶层的人们面对风险的应对能力有所不同，这又反过来加深了社会的分化。[11]贝克将这种分化现象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蔓延，政府则是始作俑者。政府放松对市场的监管，并引用经典经济学理论为自身的行为辩护，将市场的最大自由化等同于利益的最大化和对全球经济的推动。

如果仅从政府把市场推到前台并尽量从中收手这一点来看，贝克之言无可厚非。但造成风险社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分化的问题除了阶层分化之外还有思想与观念的分化。当一个社会日益失去精神支柱――亦即吉登斯和贝克所说的“去传统化”，原先那些给社会带来稳定与安全的民族国家、家庭、宗教等制度的能力也就必然遭致破坏。这些体系无法再提供清晰的规范与价值来告诉人们在社会里应当如何行事。这种情形对于个人如何经历日常生活，以及如何去建构他们的认同有着深远的影响。[10]但是，去传统化并不意味着传统完全不再扮演任何角色，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所不同的是，传统必须被选择而且往往被发明，而这取决于人们的决定和体验。[12]

如吉登斯所言，全球化是个无法预知而且非稳定的过程。他说：“我们是生活在全球社会里的第一代人，而它的轮廓我们只略知一二。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生活都被强烈震撼。这表现为对无政府、随意、时尚等等的追逐。全球社会充满了焦虑，并为深度分化感到畏惧。许多人都觉得被某种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