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平君：村寨银行在农村社区的公共性建构

摘要：为了跟上现代化进程，拉近城乡二元的发展差异，国家和社会试图通过输入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方式来复兴乡村经济社会。然而，单纯的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逻辑，由于忽略了社区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自主性价值诉求，致使其迟迟迈不出发展的困境。换言之，一元的经济决定论从某种程度上误解或抑制了村民自主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原本可以激活社区活力的公共经济资源，凋零在以发展为名扬起的历史尘埃中。本文将以云南丽江河源村正在实施的“以社区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公益项目中的子项目――“村寨银行”为例，阐述公益性社区金融系统在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如何培育社区公共，促进社区整体发展。

关键词：村寨银行 社区发展 公共性

中国经济改革30多年来，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城市化建设风起云涌，政府着力于加速经济建设以拉近与西方现代化之间的差距，2010年中国终于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经济一元化的发展思维主导下，使城市百花齐放的经济改革却并没有给乡村带来活力，城乡差距却越拉越大，社会矛盾、环境危机日益突出，社会结构失去平衡。穿过高楼林立的繁华城市，农村的衰败令人触目惊心。为了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开始向乡村输入各种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试图通过一系列诸如扶贫式小额信贷、社区发展基金、输送技术服务等方式来改变农村的现状、激活农村的发展潜力，促进农村与城市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契合度。

一、传统发展方式的局限性

在一元化发展主义的判断中，人们往往将农村贫困等同于经济落后，为此，认为只要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便能拉近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90年代中期，中国借鉴由孟加拉尤努斯创建的“小额信贷”模式（简称GB模式），在一些农村推行扶贫式小额信贷。但由于其信贷系统存在诸如信息不对称、服务功能单一、制衡机制薄弱等弊端，运转多年后，发现其结果并不理想。据人民银行2003年公布的数据，国家在1994年－2000年推行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有380亿左右的扶贫贷款余额坏账率在70%。同时，国际、国内的一些公益机构也开始在农村推行“社区发展基金”，最早的有1994年在贵州草海自然保护区发起的“村寨发展基金”，以及后来1998年在安徽霍山发起“贫困村社区基金”试点。与小额信贷不同，社区发展基金不仅试图通过金融服务改善村民生计，还致力于促进村民在参与过程中提高自组织能力建设。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对此作如下定义：社区发展基金是“面向需求的成本分摊机制，它们旨在促进参与式社区发展”[1]。然而在实际运作中，由于社区发展基金无法将金融服务功能与社区能力建设进行良好的衔接，又过多的依赖援助方的管理和监督，而缺乏村民主体的自我参与和自我管理，由此，基金日益陷入运行困境。据有关资料显示，截止至2000年，贵州草海一共建成的66个大小不一的基金借贷小组，随着项目资助方的撤出，到2012年年底，草海只剩下不到10个基金小组尚在勉强运行，其余的则基本陷于瘫痪。

从实践的经验案例来看，无论是从孟加拉引进的以金融服务为主的小贷模式，还是将金融与社区发展进行结合的“社区发展基金”模式，虽然形式不一，内涵有别，但最终似乎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点：从外部的精英视角出发，侧重以线性的经济决定论为依据，规划出发展蓝图，带动穷人的参与积极性，以图复兴社区。然而，面对贫困因素复杂、文化习俗多元、社会机会缺乏、市场信息闭塞以及社区团结欠缺等种种差异的广大农村，单纯的将改变贫困的目标维系在经济增长和物质性发展规划上，能否直抵问题的核心？从现代理性视角上看上去合乎逻辑的经济发展范式，能否真正将农民从贫困中解脱出来？或者说，在以经济为触点带动农村发展的同时，能否超越一元的工具性范畴，而达至一个更为广阔、更富于建设性的多维度发展视域？阿玛蒂亚・森曾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指出，“发展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而且经济的成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2]

二、嵌入在社区发展中的社区金融――村寨银行

本文以一公益团队建立的社区金融系统“村寨银行”为例，观察它作为一种项目促进手段，在嵌入“以社区发展促进环境保护”的项目过程时，其金融服务功能如何渗透至社区村民自主发展的整体架构中，并籍此激活社区的公共社会资源和公共自然资源，扩展社区团结，重塑社区公共结构。

自2004年起至今，笔者先后在贵州古胜村、内蒙阿拉善盟和云南丽江三地对十多个实施了“村寨银行”村庄进行跟踪观察和纪录。观察社区村民在公益团队的协助下，建立起“村寨银行”的过程，并且村民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我管理、自我运行以及自我监督？

村寨银行，它脱胎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贵州威宁草海实施的“村寨发展基金”，草海是极贫地区，当时年人均收入不足450元。在国际机构的帮助下，草海自然保护区试图以基金借贷的方式扶持村民发展经济，从而减轻对环境的压力。运行几年后，随着外援机构的逐渐撤离，基金运行的漏洞开始显现，先是村民的还贷积极性逐渐走低，后来是项目人员的催贷工作也变得愈加艰难。究其根源，原因不外乎这样两点：一是资金主要来源于国际援助机构，村民只是象征性的配比很少一部分资金；二是其运行和管理的稳定性主要依赖于项目人员的强势介入和监督，而非基于村民自主讨论和建立起来的管理制度。为此，于2000年离开草海的项目实践者D利用十余年时间，先后在贵州古胜、内蒙古阿拉善和云南丽江进行不断的尝试和创新，最后成形了一套内生于村寨传统规则的社区金融系统――村寨银行，并将此作为子项目嵌入至 “以社区发展促进环境保护”的项目行动中。至今，在无第三方介入管理和监督的情况下，贵州古胜的村寨银行已由村民自我管理和运行持续达11年之久，阿拉善的村寨银行也已顺利运行7年，云南丽江的村寨银行也已进入第4个年头。

本文就北京三生环境与发展研究院项目团队（以下简称“三生”）在云南丽江老君山河源村实施的村寨银行为例，简要讲述村寨银行的创建过程、运行状况、产生的效应，以及它在促进社区发展中所产生的作用和意义。

三、案例――河源村的“村寨银行”

河源村是云南丽江市玉龙县九河乡下属的一个行政村，地处丽江州和大理州的交界。有460多户，2067人，全村面积108平方公里，是一个集白族、纳西族、汉族、普米族等多民族聚居的村庄。从前这里是一片极其繁茂的原始森林，到了80年代，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下，为了抢夺森林资源，各路人马大肆涌入河源村，为此，河源人常与外村人发生械斗事件，在外界的冲击和影响下，本村人也开始无所顾忌的滥砍滥伐。加之村庄长期处于公共管理涣散的状态，“公地悲剧”愈演愈烈至一发不可收拾。不出二十年功夫，原始森林便很快退化成了稀稀疏疏的次生林，水土流失现象也十分严重，而村民的贫困并未因此改变。[i]

三生项目团队于2010年9月初进入河源村，在经过大约半个月的调查走访后，项目人员带领村民代表去以前做过同类项目的贵州古胜村进行学习，以“农民教农民”的方式，让他们在与当地农民的交流中亲自去观察、学习、认知和质疑。以下简要介绍一下“村寨银行”的建立过程。

1、村民组建村寨银行的主要流程

一是经验扩展。召开村民大会，每一个小组推选出村民代表，让村民代表去已经实施过类似项目的地方考察学习，了解村寨银行、封山育林等项目的过程、作用和意义。

二是社区宣传和学习。考察回来的村民，在村里召开会议，进行经验分享和项目宣传；

三是需求评估。村民代表在全村组织召开需求评估会议，决定是否参与村寨银行，如果决定参与，参与的户数有多少？对社区的资金需求情况如何；

四是集体通过决议。决议后，大家开会讨论出资比例、借贷周期、利率额度、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还款保证等管理制度；

五是集体选举管理人员。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村寨银行的管理人员，并确定责任分工。主要为以下三人：主任、会计和出纳，分别进行管事、管帐和管钱；

六是公开集资。三生与项目管理小组签署合同，将村民集资的资金与三生配比的公益资金合成本金，村寨银行正式启动，第一批借贷户开始借贷。

2、新房小组长李玉坤口述

2010年9月底，我们河源十几个人一起去贵州古胜村学习，那个地方比我们这里还穷，人均才3分地，但他们却通过项目把封山做得很好。当时我就想，我们新房组也有共管山，一直是村干部和护林员在管，但始终没有办法管住，山差不多已经被砍光了。回来后，我就召集我们组的村民开了第一次会议，我跟他们讲古胜的人如何保护山、如何通过保护来发展生产。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项目，把山管起来。一开始大家都说：“好，有一群人来给我们送钱，干嘛不把它骗进来，他们叫我们封那就封哪吧。我们把人家的钱先骗进来，至于以后封不封再说。”（新房组基本都是白族人，村民会议一般都讲白族语，三生项目人员需要翻译才能听懂。）后来三生项目人员解释说，想要得到项目资助，必须先封山。于是大家又想，先封哪一片，争吵不下，会议进入了僵持，起初谁都不愿意封自己的山，并且又怕万一山被封了以后，被三生给骗走了咋办。所以，第一次会议不欢而散，后来又开了第二次、第三次会议，经过多次讨论，最后大家同意封共管山。

一开始，大家对村寨银行这个做法还是有些怀疑，因为以前我们河源村委会做过一个促进会，类似于村寨银行这样，大家先把钱交到村委会，再叫村委会分散借给农户，但那是一个人借给几个人，你去追债的时候，又变成一个人去向大伙儿要钱，那钱自然是要不回来了。所以，一开始大家的意见分歧就集中在这儿了，当时我解释说，村寨银行的借贷是1/3原则，好比三家的钱凑在一起，每家轮着借，还的时候是两家人向一家人要，你肯定要还嘛。而且在村子里面有传统，如果一二十家人上你家门去，就算一样东西都不用拿，个个到你家去喝一杯茶，那个味道是谁都是受不起的。你想我们农村里的礼尚往来，红白喜事，牵涉的面很大嘛，如果你在村里活成这样的话，你可以说是连人都不是了，基本上你无法在村里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了。

为了做这个村寨银行，前前后后开了很多次会议，但大家在这个不断议论的过程里面，一起发现问题，然后商量怎么来制定制度，就是这样一个慢慢成长的过程。它不是一种人管人的制度，以前是干部管群众，或者家长管一家子这样，现在是人人说了算嘛，你有一千，我也有一千，在这个村寨银行里面，大家能力强或能力弱的都是一样的，没有啥差别。

在七嘴八舌的乡村会议中，看似混乱的场面却是孕育社区共同规则的关键所在。村民们就普遍担心的问题，一个个在细节上进行“死磕”，随着讨论的推进，争辩的内容开始慢慢变得清晰，对要实施的项目也建立了初步的信任。新房小组长李玉坤曾坦言：“其实吵架是好事，大家吵得凶，说明他们关心这个事，吵完了他还想做，说明这事儿能做成，不然就是虚的，做不长久。”

村民集体会议搭建起了一个开放的公共讨论平台，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权利，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理解，自由的发表意见、提出疑问，并共同讨论出一个人人接受的管理制度，使其一开始便建立在充分的公开性和合理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