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东：探寻真实的亚当.斯密

○罗卫东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跨学科研究中心）

● 陈春良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罗老师，我们注意到您的学术成果涉及的领域和覆盖面非常广泛。早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经济理论、比较经济体制分析以及发展经济学等领域，但近10年以来却突然转向思想史特别是亚当・斯密伦理思想研究。因此，您能否简单回顾一下自己的学术研究历程？

○好的。我于1978年考入原杭州大学政治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大学生。经济系复建，我进入该系学习。本科毕业留在经济系任教。原杭州大学经济系在蒋自强等教授的带领下，一直在做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工作，维续着良好的理论研究传统。蒋老师年轻时曾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先生的助手，他也是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发起筹办的十几位老先生之一。他不断培养和激励我们的学术兴趣尤其是对经济思想史的兴趣。因此，系里的年轻教师大多有较为深切的理论关怀和学术追求，并逐步形成了各自的专业特长。史晋川、张旭昆、叶航、金祥荣等都是受这样的学术熏陶而成长起来的知名学者。

我留校最初几年是从事马克思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转向比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先后开设了“比较经济体制分析”、“发展经济学”、“现代经济学文献选读”等课程。

我个人的学术兴趣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在这两个方面我都做了些工作。

第一方面是对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思考和研究。大学三年级，我才18岁，就发表过考察战后日本经济起飞与教育投资问题的论文，今天看来，这篇文章的观点很是幼稚，但显示了我初始的学术兴趣。 “七五”、“八五”、“九五”计划期间就曾经参与和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在这个阶段，和同行合作完成了《比较经济发展》（1988年版）、《经济增长与反通货膨胀的国际比较研究》（1997年版）、《比较经济体制分析》（1999年版）、《浙江现代化道路研究（1978－1998）》（2000年版）和《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2002年版）等专著和数十篇论文。这些成果集中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制度领域，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反响，多次获得各项奖励。

第二方面的学术兴趣是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这个待会再具体介绍。

这两个兴趣是互相联系和支撑的。我对思想史问题的思考总是离不开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同样，对现实问题的考察也总会加入历史视角。从1986年发表考察东欧人道主义经济学家奥塔.锡克思想的文章，1988年发表讨论苏联早期领导人布哈林经济发展思想的论文，一直到2001年在《温州模式研究》中讨论民间企业成长的机理，都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两个方面的联系。

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方面兴趣交织在一起的状况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在不同时间段，各方面兴趣的强度也有差异。不过总体来说，从学术生涯开始的那一天起，我对经济史和思想史的兴趣似乎更加强烈、专注和持久，也许是因为这一点，我在这个方面的学术活动也更有感觉，也许成果的学术价值要稍大些。

●罗老师，作为一名经济学者，能否请您先介绍一下自己的第一方面兴趣及其成果。

○很惭愧，我算不上是一名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经济学家。之所以勉强接受经济学者的称呼，是因为自己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经济系任教，有近三十年的学习和讲授经济学课程的经历。在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中国经济学家的工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很多。坦率的说，我们这一代中，绝大多数人的知识训练与做一名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家所要求的素质相比是严重不足的。但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做些工作，首先是在教学上当好二传手，不让下一代人再面临我们的困境，这些年和浙大经济学院的同事们一起带出了几名相当出色的学生，这是我感到很欣慰的事情。其次，在学术上尽可能地扬长避短，选择中国改革和发展中较为迫切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做些探讨。我和史晋川、姚先国、金祥荣等几位教授合作的专著都是有关这些方面的。

1988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比较经济发展》一书应该是国内第一本从比较的角度探讨经济发展问题的著作。1997年和史晋川教授合作的《经济增长与反通货膨胀的国际比较研究》一书，是教育部规划课题的最终成果，在这本书中我们对拉美和东亚两种不同经济增长模式下的通货膨胀机制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对能够既保持经济高增长，又能够实现低通胀的经济机理和政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在当时也是国内领先的。该书出版后获得了一些好评，也得了政府奖。随着中国再次面临高通胀压力，学术界对通胀问题重新给予高度重视，又有一些学者在引用我们这本书的材料和观点，说明它还没有过时。1999年，我和姚先国教授合作出版了《比较经济体制分析》一书，尽管当时国内比较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已经有不少，但我们这本还有一些特色，整合了当代新制度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出版以后多次印刷，被不少单位作为教材，学术界对它的引证也不少。

身处浙江这个改革开放先发地区，作为一名经济学从业人员不能不有所思考和研究。在这个方面，我除了撰写一些文章加以探讨以外，也与同事一起撰写论著。2000年，史晋川教授和我带领浙大经济学院的师生承接了浙江省社科重大项目“1978－1998年浙江现代化模式研究”，在课题成果基础上完成了《浙江现代化道路研究1978－1998年》一书，这是运用实证经济学范式对区域现代化进程做全面研究的第一部作品，既有一定的深度也有相当的系统性。此后，我又参与了教育部重大项目《温州模式研究》的调研，与史晋川等几位同事合作出版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一书。从课题申请立项到组织调研和最后成书，都花费了相当的心血。在工作最紧张的时候，家父突发脑溢血去世，我都没能从温州赶回送终，留下终身遗憾。这本书中我负责的是温州模式中的企业部分，撰写了分析温州民间企业成长的内容，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探讨了政府、市场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其中一些观点还是引起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和探讨。《温州模式研究》一书出版以后一直保持着极高的引证率，表明这本书在学术界的影响。

●经济学是当今社会的显学，很多非经济学出身的人都争先恐后要转入到这个领域，可是您却做出了相反的选择，转入相对冷清的思想史领域，能否请您谈谈这样做的原因？

○柯林伍德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归根结底要从思想和观念方面着手。这一点，过去我们不够重视，但现在应该有所改变。在我看来，经济学本质上也是一门历史科学，从思想史角度加以把握不仅是应该而且是必须的。

我在最近若干年里集中于亚当.斯密思想的研究，这既有学理上的原因也有社会变迁的原因。一方面，这与我进入比较经济学领域有关的。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进行比较经济体制分析，必须要接触到福利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大论战、“兰格模式”，而稍微深入一点就要研究洛桑学派和奥地利学派。这样就必然要熟悉哈耶克、熊彼特并进而上溯到瓦尔拉斯、帕雷托、门格尔、维塞尔、米塞斯等人的思想。最后必然的结果就是接近亚当.斯密这个人。另一方面，当代世界特别是中国社会现实的重大变化也是重要导因。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市场的步伐突然加速。中国义无反顾地进入到了真正的社会转型时期。旧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精神秩序都面临了极大的冲击，而新秩序尚未形成。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恐慌不仅表现在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对市场机制能否产生较好的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怀疑。尤其是对市场经济道德维度的基本特性，不仅一般社会大众，而且理论界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大约是在1994年前后，汪丁丁教授发表了《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一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96年5月份浙江大学也专门举行了《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的国际学术会议，科斯洛夫斯基等一批有影响的经济伦理学家的著作被译介到国内学术界。一系列的学术事件都表明当时人们在市场机制的道德功能问题上所倾注的学术热情。受此影响，加上我向来的对哲学的兴趣，也开始介入这个问题的讨论。先后发表了《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论道德的经济功能》、《论现代经济增长的精神动因》、《经济学与道德》等论文，表达自己的观点。早期的还主要是站在新古典学派和经济自由主义立场上为市场机制做辩护，后来逐渐转向对市场机制的社会和道德基础的更加人文主义的思考。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是经历了非常曲折的思想里程，不断地反思、质疑。

1994到1995年，我到日本做访问研究，发现日本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这大概是因为作为后发的市场经济国家，日本同样经历了剧烈的社会转型。在大量的阅读和思考中，我逐渐发现，当时学术界在若干基本问题上的争论，其思维的向度和深度都没有超越苏格兰启蒙学派、德国历史学派以及马克思学派的研究。在后两个方面，当时我所积累的知识要稍微多一些，关于苏格兰启蒙学派则知之甚少，感觉非常有必要深入学习。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开始认真阅读休谟、斯密和佛格森的著作。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必要的学习压力和学习条件，我决定攻读西方哲学的博士学位并选择了苏格兰启蒙学派哲学作为我的研究领域。最后，我以《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为题写出了博士论文。从1995年我首次发表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文章到2006年博士论文正式出版，我对经济与道德、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的思考断断续续持续了十年多时间。关于我从经济学这样一门显学转向伦理学的心路历程，我在《情感、秩序、美德》一书的前言和后记中都做了陈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翻阅，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

●2006年您出版了《情感 秩序 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一书，为人们展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亚当.斯密形象。汪丁丁、万俊人、韦森、王焱等知名学者对该书都给与了很高的评价，目前也有不少有分量的书评问世。有人评价它是中国学者对 “斯密复兴”国际运动的一个严肃回应。请你谈谈这个方面的情况。

○斯密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可谓几经沉浮。生前他受到的待礼遇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所不曾有过的。与他的好朋友休谟相比，情况更是如此。但他逝世以后，情况就非常不同了。他遭遇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因《国富论》的经典地位和历史贡献而将其符号化为“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思想之父”，对他予以习惯性和形式主义的推崇；另一方面，他的思想真实姿态，他理论贡献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深刻性几乎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我把这种状况叫做“亚当.斯密思想的木乃伊化”。这种情况在很长时间之内都没有改变。另一种是质疑、批评甚至指责。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历史学派特别是克尼斯这样代表人物对斯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文本关系的误解和攻击，不少学者受德国历史学派的误导，主张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立足于不同的人性假设，二者存在基本的矛盾，即所谓的“斯密问题”。有人甚至怀疑斯密的学术操行。使得斯密在德国学术界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过时人物。这种状况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有所改变。因为爱德温.坎南整理出版了斯密当年讲课的课堂笔记，开始逐渐澄清了此前德国学术界加在斯密头上的不实之词，部分恢复了斯密的声誉。 尽管如此，人们对斯密的评价还是非常地言不由衷，熊彼特就直率地表示了对斯密原创性的质疑。他对斯密的评价非常苛刻，认为斯密才智平庸，没有任何一条东西是他发明的，都是前人已经提出来然后被他整合进去的，所以，《国富论》的成功他认为是历史上最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斯密身后这种截然不同的境遇，在我看来基本上是由于后人过于重视他的《国富论》而忽视了他的《道德情操论》。很多人要么根本就不关心斯密《国富论》之外的任何作品，要么就因袭陋见，认为《道德情操论》是无关紧要甚至是理解斯密真是思想的累赘。这些人基本上都把《道德情操论》置于与《国富论》想矛盾的地位。虽然在斯密死后的两个世纪里，也有少数思想史家如莫罗、瓦伊纳、斯蒂格勒等试图将斯密的两部作品联系起来研究，以便复原完整的斯密形象，或者试图引起人们重视《道德情操论》，但是斯密的单一印象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

《国富论》发表200周年的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