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如何学习当代社会科学？

时间：2006年5月28日.

地点：北京，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配楼报告厅

主持人：

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今天在这里非常荣幸请到了著名社会科学家丁学良先生，为大家做一场有关如何学习当代社会科学的演讲！丁学良先生199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著名社会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现在丁学良先生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同时也是国立澳大利亚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兼职研究员。他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政治问题这些方面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全球化、发展与腐败、华人社会的互动、大学制度等问题。丁先生曾经说过他最喜欢和年轻学生在一起，今天在座大部分都是学生，所以我希望大家充分利用好这次机会，充分与丁先生进行交流！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丁先生给我们进行讲座！

丁学良：

非常感谢你们大学给我这次机会，北京我每年都来好多次，但中央财大是第一次来，以前老是到北大清华去。后面的听得见吗？我的普通话不行。我昨天晚上跟你们邱书记讲，一九八零年代中期在哈佛大学留学生中间有一个著名的说法，中国大陆到哈佛去留学的人中间有三个人普通话最差，第一差的人叫胡祖六，第二差的是邹恒甫，第三差的人是丁学良。然而这三个人又天天搞在一起，他们的普通话进步没希望了。我的普通话到现在为止还处于初级阶段，大家原谅一点。我在这里来讲也不算是讲座，讲座要选一个很专业化的题目，挖得很深。我做的专业是转型研究和大学制度，要抓得很深的话，听众就不会来了，来三五个人听我就挺丢人。今天讲的是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我不知道国内现在怎么强调通识教育，几年以前我看到武汉大学副校长黄进编了一本《大学通识教育》，国内也在尝试把这方面的教育弄好。

今天讲怎么学习社会科学，这个题目听起来有点跟参加奥林匹克的运动员讲怎么跑步游泳一样，跟你们讲这个题目，有人会说，是不是你把我们当傻瓜，我们考上重点大学快毕业了，还要教我们学社会科学！我这里面没有看不起在座诸位的意思，不是说我社会科学怎么样精通，不是这种心态。我跟你们讲是一种平辈之间的交流谈心，只不过我跟邹恒甫教授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比较幸运的，属于最早的一两批能够到西方留学，而且也是很幸运在比较好的学校里面受到系统训练的。我们训练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脱胎换骨的过程。这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中间有很多心得体会，我们当时在哈佛念书的时候经常讲，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把我们在美国研究型大学里面，脱胎换骨以痛苦为主的那种经验，能够尽快原汁原味地带回国来，能够对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和研究、对培养人才起到一定作用。让我们很欣慰的是，国内这些年来对高等教育比较重视了，使得我们这些人能回国来做这方面的一点工作。我个人做的不如邹恒甫做得那样疯狂。我几年前第四次到浙江大学作报告的时候，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姚院长等我们吃晚饭，我给研究生讲，要问我们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有人很谦虚，说既不想当官，又不想发财；现在有的人回来又想当官又想发财，我这个人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做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这方面的一个鼓吹手，一个传教士。为什么我把自己定位在传教士上呢？英文的传教士是missionary，英文中的使命就是mission ――你觉得有一件事是你最想做的，如果这件事做得比较成功，你就觉得人生挺有意义，那么你就把它当作你的mission。如果说你把这个mission尽可能的跟更多的人讲，反复的讲，讲得越多越好，那么你从事这种mission就成了传教者。传教士有什么基本特点呢？传教士比较穷，中国传统的传教士，不是说只有基督教才有传教者，中国的宗教也有传教者，中国佛教传教者手里托着一个钵，赤着脚，到处去传教，因为比较穷，同时要去化缘讨干粮，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会给你们足够的时间提问题，你们有什么问题尽快提，充分一点，尽量把问题提得尖锐一点。你们要充分的把问题磨一磨，磨尖。

英文中“社会科学”有两种写法，一种是英国写法，一种是美国写法。我在香港科技大学，建校的时候大学的宪章都是英国人写的，Division（学部） of Social Science是单数的。美国人的写法是social sciences 是复数的。这里面的关系很微妙。这个区别就显示了英国对社会科学的理解是比较古典的，美国对社会科学的理解是更新，因为它体现了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这个“s”体现了学科之间的分化。我今天主要讲美国式的社会科学，同学们不要以为我回来鼓吹美国的什么东西都好，我对美国并不是很热爱，但是我很热爱美国的好大学。这听起来好像挺可笑，好像美国的好大学不是美国的？是啊！但是我们去过的人都知道，美国最好的大学是非常非常国际化、全球化的。美国越是好的大学，学生和教师越是全球化。我们到美国念书的时候，经常出去和美国人交流，别人问你们在哪儿念书，我们说在波士顿；别人问在波士顿的哪里啊，我们说在波士顿的剑桥市；在剑桥市的哪里啊？我们说在哈佛大学念书。我们说我们很感激能到哈佛来念书，来了解美国的社会，来了解美国的文化和高等教育。但我们经常听到美国朋友的一句话：你们要想真正了解美国，要想念地道的美国学校，别去哈佛。哈佛不是地道的美国的！哈佛里面的很多人都不喜欢美国，常批评美国的主流文化。所以我讲的是美国最全球化的一类大学的那种理念。

我们按照美国方式，社会科学至少分成这几大块――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人口学、经济地理学。最重要的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当然还有心理学。不过心理学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实验心理学，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的是社会心理学。在不同的社会科学中间，之所以将这些学科定义成社会科学，而不是"Humanities”，这一点区别很重要。我不知道国内这些年来，为什么还没有把学科划分转到国际主流的划分法上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到1952年之前，是同国际高等教育的主流吻合的，再看老的高等院校里学科的配置，以及老一辈的学者，他们马上告诉你什么是社会科学，什么不是社会科学。到了1952年，我们把苏联高等教育全部一刀切搬过来的时候，就把中国原来很好的、和世界主流接轨的教育体系搞乱了。现在有些方面调整得好些，有些方面还没调整好。什么叫社会科学，很多人说历史也是社会科学，哲学也是社会科学，文学批评研究也是社会科学，艺术史，宗教研究也是社会科学。它们不是社会科学！它们是“Humanities”，它们是人文学科，不是社会科学。因为这里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在座的同学请给我讲一讲，为什么区别是重要的？

学生之一：社会科学首先是一个科学，哲学历史比较抽象，没有什么政治色彩。

丁学良：

你讲的部分是对的。社会科学的样板是现代物理学，经典物理学。现代物理学源于牛顿，物理学延续下来是爱因斯坦。现代科学的样板是物理学，而哲学、文学批评，宗教研究等人文学科主要不是解释因果关系，不是用经验事实来验证因果关系，他们给你传输的是价值观念，用英文来讲，它们不是causal explanation，而是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s。社会科学是解释，人文学科是诠释，讲的是意义，是更加主观的；而社会科学是更加客观的、实证的。我这么讲当然不是绝对的，而是画一条线而已，一端是更加主观的，一端是更加客观的。哲学不是社会科学，是人文的。西方比较好的大学里，哲学和宗教常在一个系，因为它们都是研究人类关注的终极意义问题。而且往往是这样：一旦有一部分可以用经验的实证的方法找到验证的话，那一部分就会划分出来，就会变到社会科学里面，在哲学和宗教里留下来的还是对终极意义的探索和追寻，围绕着终极意义的对话（discourse）。举个简单的例子：原来西方最早的宗教跟科学史有关系，解释人类为什么以这种那种方式活着；一旦这部分变得非常经验、有实证以后就划分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内的学科划分还是18世纪19世纪留下的陈旧认识，国内学科划分还没有转到对现代社会科学内在逻辑的认识的基础之上。这是很大的一个欠缺。这跟对社会科学的基本认识相关，与大学里面的系科(department)划分是直接的相关。如果说社会科学里的学科划分不科学、不合乎科学的内在逻辑的，那么你这种系的划分、专业的划分也会出问题，这种划分对国内培养青年学生的才能，从中学开始就会有严重的误导。这个误导体现在什么地方？我经常遇到焦急的父母对我说：丁先生，你在外面的教育界这么多年，在国内鼓吹高等教育的改革开放，能不能给我们孩子考大学提些建议？我说你的孩子想学什么？有的说孩子学文科，有的说学理科。我说你孩子现在才中学生啊，为什么把文科、理科划分得这么清楚呢？中学阶段就把文科理科这么早区分开来，以后怎么办呢？这个文科和理科的截然划分是非常误导性的，划分得越早越误导。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原来在国内没有受过系统的中学教育，很多东西是自学的。学哲学、学历史、学政治学理论这些比较好自学；但是我有一样东西自学总是达不到自己希望的水平，你们猜猜是什么？那就是数学！为什么？因为以前被老师给误导了，说你以后不是念文科吗？干嘛学那么多数学啊？一到西方去留学我才知道这种认识真可怕！如果有人问我，这一生在知识和教育方面，你最后悔的两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件就是我在学数学上被误导了！我小学是在农村啊，就在那么一个茅草屋里面，就那么一个老师上所有的课。这个老师也上语文，也上数学，也上体育，也上政治，也上绘画，也上唱歌。另外一个原因，主要是我没有这种意识，假如有这种意识我就会尽早弥补自己在数学方面的不足。数学的不足对我造成的危害有多大？我真的不希望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再重复我这种深刻痛苦的教训。我到了哈佛去以后，选学科读博士，大家知道我最想学什么学科？我最想学的不是社会学，而是国际关系。刚才你们汪老师介绍，说我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我一听以后马上就坐下来了，本来我都是站着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算美国主流意义上的社会学家。美国主流社会学是一天到晚做回归，社会统计，对我这种数学水平来讲还挺麻烦的。我在国内数学只学了樊映川的工科《高等数学》上下册，搞得也不是很清楚，这样的数学水平到美国去学主流社会学还不够！我根本对社会学不感兴趣，我回来就怕别人喊我社会学家。我感兴趣的是国际研究和国际比较，比较政治学这个领域。这里面也有人做精致的数学模型，但是还有人非常看中那种“Big ideas”，“大观念”。我老老实实讲，假如我到美国去以后，我的数学基础好到能够比得上国内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的水平，我就会进哈佛经济系了，就不会在别的系里面做了。哈佛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系里，有两个系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经济系和政治系。这两个系培养的是全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研究人员。我就是数学不够，没办法到经济系，就只能做比较政治社会研究方面。所以文科和理科的截然划分是害死人的东西，划分得越清楚越害人，划分得越早越害人。数学对学好现代经济学不知道有多重要！我在美国的同学朋友中间，经济学学得最好的人，都是数学非常好的，训练得非常好。有些人本身在国内就是数学系毕业，现在经常有人问我，丁老师我想学经济学，那我就问你数学好吗？他说他在中学里数学还可以。我说那怎么行啊！就靠这点数学，到美国怎么学经济学啊？！到美国我看只能学文学研究了。而现在有些文学研究都要有好的数学基础了，有一个分支就要靠数学工具。

我再举个例子，我去年到同济大学作讲座，刚好教育部委托同济大学召开全国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叫“新综合性大学里的文科教育”，他们也请我去作报告。这个会议指的是1952年高校调整以后，理工科大学如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等，最近几年在综合性大学竞争的压力之下，也在发展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文学科等。所以教育部认为这样一类的高校发展非理工科的学科有自己突出的困难，同时也有潜在的优势。因此我就去参加这个座谈会。虽然他们对我很客气，但我的第一句话就把在场三分之一的人给得罪了。我说你们请我来作报告，我对你们的研讨会的题目就反对。我说你们是只想发展文学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研究、宗教研究吗？他们说不是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