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我的学思历程

时 间：二00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二）晚上七时至九时

地 点：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

主讲人：金耀基

1937年，中日抗战爆发时，我二岁，在杭州。我的小学大都是在战乱中渡过的，抗日胜利后去了上海，刚读初中不久，中共军队已临上海，1949年就随父母避难来台湾了。我正常的读书生涯真正开始是到了台湾之后。到台湾的时候，内战并未结束，还闻到战火味，两岸是非常紧张的，但是隔着一个海峡，我还能有一个安定的求学环境。1949年以后，中国人的命运// 可以说被分成两部份，假如我1949年仍留在大陆的话，我今天就不可能有机会跟大家谈这个题目了，要讲，也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我初中的是成功中学，我觉得成功中学给了我很多东西，自己一些基本的兴趣与价值观或多或少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当时成功的师资素质非常高，有一些老师过去在中国大陆还在大学教过书，有的早着文名，其中很突出的是一位国文老师，他一直觉得我的国文程度很好，甚至最近他从旧金山给我的信中他还惋惜为什么当年我不跟他学诗。他就是中国现代诗中占重要地位的纪弦先生。在成功中学，他的名字是路逾。路老师乐观、浪漫，讲究文字的音乐性与意象，在他与其他如祝丰等师长的薰陶之下，我不写诗，但倒也有文学的想像力，我以后从事社会科学，始终都有很强的人文的倾向。

成功中学毕业后，我进了台大。以今天就中国的大学在世界的位序来看，我认为台大是一所很优秀的大学。我在台大书的时候，傅斯年校长刚去世不久，他是北大出身的，他领导台大时间很短，但对台大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使台大有一种自由、开放的独特风格。在台大我的是法律系，当时有不少大陆来台的资深而具有学术风格的教授，如萨孟武 、梅仲协，范寿康等。台大四年，让我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大多数时间我是在图书馆中渡过的，台大毕业后到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转政治。我是为当时政大政治所的教授阵容所吸引的。王云五、浦薛凤、邹文海等先生都是名重一时的学者，政研所二年，加深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趣旨。我在台大一年级时已考取高等考试（高中毕业考取了普考），主要是为了让父亲高兴，父亲是很重视国家典试的，在台大、政大的二个阶段，法律、政治学是我所读的专业。但是在这段求学时期，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或者说为一个问题所困苦，那就是中国的前途问题。台湾在那个时期，虽说安定，却十分艰辛，面对大陆，有一种无奈的忧患心理，作为当时国民党统治时代下的知识份子，很少不会去思考国家社会的前途，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前景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份子的中心课题。大家知道在五四新文化运 //动期间，中国的思想界有一番大的论争，在我读研究所的时候，台湾也有一个所谓的文化论争。论争很热闹，在当时沉闷的文化圈，透显出生气和新鲜感，但坦白讲，当时台湾的论争，并没有能超出五四时期论述的水平，我曾写了一篇四万多字的文章，发表在一个叫《狮子吼》的月刊上，提出我的一些看法，今天再回头来看，很可以看出我当时的心情，在那篇文章中我对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考。当然，今天看来，文中的论是很不严谨的。此后，中国社会文化的问题一直成为我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

1964年我以公费生资格到美国匹兹堡大学书，匹兹堡大学广阔的现代学术风貌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它的建筑，尤其是那幢巍峨崇宏，有四十二层高，被称为「学术之塔」的大建筑，仰之弥高，一见倾心。在匹兹堡大学，的是组织管理，国际政治方面，不过我一开始着眼用心的是社会学，尤其是当时由美国社会学家柏深思 （T Parsons）发展出来的现代化理论。这个现代化理论对我在思考中国社会与文化问题上提供了一个学术上的激发点。我第一次到美国确感到很大的文化震撼，这也使我体认到台湾真的需要现代化，才有前景。那一次“出洋”，我在美国的奖学金只有一年，所以那一年我是分秒必争，不知道多少个夜晚，我都在「学术之塔」的偌大图书馆里看书，一直看到夜阑人静。

从美国回来后，我在政大教书，又在商务印书馆兼任编辑工作，并开始有系统地在我主编的「出版月刊」上发表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文字。台大、政大的同学陆续请我去演讲，我不止乐意，还很兴奋，因为我极希望把自己的看法介绍给大学生，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殷海光先生，当时他应该快写完《中国文化的展望》，殷先生看到我的文章之后，特别托陈鼓应、陈平景二位先生到商务印书馆三楼邀请我去他家喝咖啡。殷先生的咖啡是他在美国的学生寄送的，他很珍惜，不随便请人喝。当时殷先生是被孤立的，很多人都“不敢”去看他。殷先生没有教过我，但我在台大读书时他是哲学学系的教授，他是师辈人物，我对他的言行，素有敬意。初次跟殷先生见面的时候，他拿了我《出版月刊》的文章密密麻麻在旁边写了很多字，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些想法呢？我想了多年才得到这样看法。」在与殷先生多次喝咖啡的短谈、长谈中，我发觉他在孤傲、冷峻之外的谦冲和热情，他对学问几乎有一种燃烧的欲望。我对他有很深的怀念。

一连串演讲、着文之后，我结集出了一本叫《从传统到现代》的书。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是一个社会科学者，又是一个知识份子，我是在这两个身份之间进出的。我之论析中国的现代化，一方面固然自觉地厘别「实然」与「应然」的层次，但我又毫不妥协地宣扬和主张中国的现代化。我认为现代化是台湾应有也是唯一的出路。多年后，我读到曾经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墨西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帕斯（Octavio Paz）论墨西哥前途的文字，他认为墨西哥是「命定的现代化」。墨西哥伟大的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虽会遭到损坏，但他坚信现代化是墨西哥非走不可的一条路。这正是我当时对中国（台湾）的想法。我在论述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时候，是有意识的运//用社会科学的观念，有意识的避弃长期以来中国几次文化论战中那种文人式的空泛论述。这本书发表之后，产生了很大的回响，我可以悄悄告诉各位，这本书确为我带来一笔可观的版税。当然，真正令我感到快慰的是当时有思想性的大学生几乎很少不看这本书的。

在这本书出版24年之后，也就是1990年，台湾清华大学的傅大为教授写了一篇文章－〈由台湾思想史中的一个历史转折看发言权的取代与转型－从殷海光《中国文化展望》过渡到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我的《从传统到现代》一书是否如傅教授所说，在台湾思想界的转变中取得那样「发言权」的位置，我自己不敢评说，但是我的中国现代化论点确为许多人所接受。 1994年刘小枫先生，他是一位研究「现代性」很有成绩的学者，在《二十一世纪》写了一篇《金耀基的“现代化论”及其问题意识》的评论文章。他对《从传统到现代》有很深刻的批评，但他确很能看出我写书的心志趣向，他说：「从汉语思想学术百年经历来看，现代化论的学术效力是，将社会学的知识学原则引入了传统人文学的论域（哲学、史学、伦理学、文化学乃至思想史），对有效地抑制文人式的社会问题言述有至今难估量的学术意义，金先生致力于社会科学在汉语知识界的确立和扩散，抑制文人式的浮泛之论，实际促成了汉语思想学术言路的转向。」

我的《从传统到现代》是在1966年出版的，也就是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当时台湾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不深，六十年代，台湾虽然是一个威权式的统治，但是不像大陆是一个极权式的统治。大陆发生的文革可以说是人类史上最不幸的事件之一，文革绝对是「反现代化」的，而文革对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摧毁可说无以复加，别的不说，单就对中国的大学的冲击来说，就是一灾难，使得大陆的大学产生了断层现象。在过去20年中，大陆的大学制度才慢慢开始规复。中国大陆是在1978年四人帮垮台之后才开始有「开放」、「改革」。过去二十年间，中国人的三个社会：大陆、台湾与香港，共同的话语是发展，而这个「发展的话语」是什么呢？就是现代化。

就我的学术生涯来说，1970是重要的一年，那一年我从美国到香港的香港中文大学执教。我之到香港教书是一个很偶然的机缘。我到中文大学完全是因为着名的中国社会学家杨庆?先生的怂恿与邀约。杨庆?教授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当时是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教书，他写过几本有名的书，如Chinese Family, Chinese Village 及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中国社会的宗教），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宗教》这本书，我认为是Max Weber的 Religion of China之后社学会中讲中国宗教最好的一本经典性着作。杨教授当年受香港中文大学李卓敏校长之特别邀请，到香港帮助中文大学发展社会学。杨庆?教授在匹兹堡大学没教过我，他看过我的书，他希望我能到香港中大教书，特别是接替他在社会学系开的课。就这样，我到了香港。本来我打算在香港 ?一两年，结果没想到一?就?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之间，我亲自体验并参与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成长与发展，也看到香港由一个殖民地的城市变成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

1977年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访问研究了一年，回到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正好中文大学在进行改革，新亚书院需要遴选一位新院长。新亚书院是由钱穆先生与唐君毅、张丕介诸先生创办，这个书院创办初期在香港政府眼里是个野外之地，可是这几位学人真正开创出一番不同的学术景观，受到海内外的重视。1963年香港政府决定成立第二间大学，就把新亚书院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结合成为「香港中文大学」。在新大学成立初期，出现了很多问题，大学与新亚书院之间更发生理念与权利上的磨擦与冲突。很客观地说，当时新亚院长一职决不是一项令人特别喜欢的工作。由于李卓敏校长的诚//意劝说，和新亚同事的怂恿，我终于同意担起新亚书院院长责任。新亚院长一做做了八年，我花了很多心血，也做了点事。可讲的东西不少，但这里不说了。说实话，新亚八年的院长工作，我是愉快的，觉得是有意义的，但我还是不愿再延任，并于1985年秋到德国海德堡大学担任访问教授半年。更想不到的是，德国回香港后，过了一段时日，又拗不过新校长高锟教授的好意，担任起副校长的工作。要特别说明一点，中文大学的书院院长与大学副校长，都是兼职，我的主要身份是教授，所以，一直没有脱离教书、研究。相信彭副校长能了解，兼任是很辛苦的。因为我是教授，因此大学要审查教学与研究时，我一样也要被审查，不能说没有压力。在还没有兼任行政工作之前，我是乐于做经验性研究的，就是去实地调查，七十年代中我曾经主持一个哈佛燕京学社支持的「观塘研究」，观塘当时是香港新开辟的一个工业区，我个人研究的是观塘的小工厂制度以及政治结构。在研究过程中，我很勤快的掌握了当地的语言（广东话），因为要从事调查的话，如果不懂当地的语言，根本无法做得深入。对于这个小工厂的研究，我认为非常有意思，学到很多东西，也使我了解到小工厂在香港，乃至在一般社会工业化过程中扮演的特殊角色。

七十年代我对政治制度的研究，并不限在观塘区，而是整个香港。我对于香港的政治与社会的特性提出了「行政吸纳政治」 (The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的观点，我这篇文章首先在香港大学召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中发表，一开始就引起很大的反应，许多人认为我把香港政治的根本特质找了出来，当时香港教育的首长，一位英国殖民官托柏雷先生，他亦是与会听众之一，跟我争辩，但又同意我的分析，后来还成为朋友，他的夫人是一位很优秀的人类学家。这篇文章之后在Berkeley的Asian Survey出版，引起更多的回响，也许这是研究香港被引用最多的单篇论文。隔不久，英国权威的《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就请我担任该刊国际编辑会委员会的编委，一做就做了十年。我这篇文章主要想解答一个问题，即香港一百多年来，为什么没有民主甚至谈不上政治发展而社会却能享有长期的安定呢？我的答案是由于这个「行政吸纳政治」的机制。哈佛大学的传高义 (E. Vogel) 教授告诉我他用这篇文章作为研究香港的教材。

到了香港之后，我不止更关心大陆，并且对中国大陆的变化开始作学术上的研究，同时也以知识份子的身份发表政论性的文章，我的第一篇政论文章是在美国跟台湾断交的时候发表的，当时，香港的《明报月刊》认为香港、台湾、大陆是处于一种微妙的三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