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北京大学

在十年动乱以前，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提出了一个办北京大学的方针：继承太学，学习苏联，参考英美。大动乱开始以后，他的这项方针受到批判，成为他的罪状之一。当时我也说过，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不过，当时的批判并没有涉及我。

我所以认为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的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现在讲北京大学历史一般是从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算起，它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清朝的慈禧太后篡夺了政权以后，把光绪皇帝在变法的时候所行的新政都作废了，只有京师大学堂继续存在下来。这也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留下来的纪念品吧。我跟着父亲在崇阳的时候，在他的签押房里看见过当时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用木板红字印的，有好几大本。当时我什么也不懂，只记得在分科之中有一科叫做经科。每一种经都有一个学门，例如“尚书门”、“毛诗门”等。在本科之外，还没有通儒院，大概相当于西方大学的研究院吧。

清朝的京师大学堂地位很高，由朝廷特派的管学大臣管理。管学大臣就是京师大学堂的校长。当时的管学大臣换了几次人，当我进北京大学的时候，学生中正传说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事迹。他可以说是在蔡元培以前的对于北京大学有贡献的一位校长。据说，他当了管学大臣以后，就请吴汝纶为总教习。当时新式学校的教师都称为教习。总教习就是教习的领导。我不知道总教习的职务有什么明文规定，据我推测，他不相当于后来大学中的教务长，教务长的职务主要是管教务行政，而总教习的职务大概是管大学中的学术方面的事。用现在的话说，可能是分工负责学术研究方面的副校长，即管业务的副校长。

吴汝纶是当时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是当时所谓旧学中的一个权威，但也懂得一点当时所谓新学。严复所翻译的书，有几部都有他作的序。在当时他被认为是一个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他在直隶（今河北）做官，在地方上也办了些新式的学校。张百熙要请他当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这就表明了他的办学方针。据说张百熙当了管学大臣以后，亲自到吴汝纶家里去请他出来，吴汝纶都不见。有一天，张百熙在大清早上，穿着管学大臣的公服，站在吴汝纶的卧房门外（有的说是跪在房门外），等吴汝纶起床相见。吴汝纶只好答应他的邀请，但是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他要先到日本去考察几个月，回来后才能到任。张百熙答应了这个条件。吴汝纶从日本回来以后，不久就逝世了，没有来得及到北京大学到任。虽然没有到任，但是这个经过当时传为美谈。当时我们学生听了，也都很感动。感动的是：一方面，张百熙礼贤下士、为学校聘请名师的精神；一方面，吴汝纶对于职务负责、认真学习的精神。正是这种叫学生感动的精神，才是办学校的真正动力。

中华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以严复为第一任校长，不过为时不久，后来又换了些人。我于1915年进北大的时候，没有校长，由工科学长胡仁源兼代校长。当时的文科学长是夏锡祺。当时的学系称为“门”。各系没有设系主任，系务由学长直接主持。原来京师大学堂的经科已废，原来经科的课程，有些废止了，有些分配到文科各门中。文科有四个门，即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英文四个学门、我入的是中国哲学门。在我们这个年级以前，还有一个年级。

在1915年9月初，我到北京大学参加开学典礼。由胡仁源主持会场，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以后，当时的英文门教授辜鸿铭（汤生）也坐在主席台上，就站起来发言。我不知道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还是他自己临时冲动。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的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他是从右的方面反对当时政府的。他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接着说，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饭碗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又说，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他大概讲了一个钟头，都是这一类的谩骂之辞。他讲了以后，也没有别人发言，就散会了。当时民国已经成立四年了，辜鸿铭还是带着辫子。开学了，他还是带着辫子来上课。我没有去旁听过他的课，只听到英文门的同学们说，他在堂上有的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他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他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总之，凡是封建的东西，他认为都是好的。我听有人说，辜鸿铭在一个地方辩论婚姻制度问题，他赞成一夫多妻制。他说，现在我们这个桌子上一个茶壶带四个茶杯，用着很方便；要是一个茶杯带四个茶壶，那就不像话了。他又说，你们说，西洋人是一夫一妻，不娶姨太太；其实他们每坐一次公共汽车就娶个姨太太。

当时中国文学门的名教授是黄侃（季刚）。在当时的文学界中，桐城派古文已经不行时了，代之而起的是章太炎一派的魏晋文（也可以称为“文选派”，不过和真正的“文选派”还是不同，因为他们不作四六骈体）。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不恭，在当时及后来的北大学生中传说着他的佚闻佚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比如说，他在北京住在吴承仕（简斋）的一所房子中，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本来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不知怎么样闹翻了，吴承仕叫他搬家。黄侃在搬家的时候，爬到房子的梁上写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

又比如说，他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他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叫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又比方说，黄侃有个学生，在“同和居”请客，他听见黄侃在隔壁一个房间说话，原来黄侃也在隔壁请客。这个学生就赶紧过去问好，不料黄侃就抓住他批评起来，批评越来越多，这个学生所请的客已经在隔壁房间到齐了，黄侃还不让这个学生走。这个学生心生一计，就把饭馆的人叫来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上在我的账上。”黄侃一听说，就对那个学生说：“好了，你就走吧。”

在我们中国哲学门里，有一位受同学们尊敬的教授，叫陈黼宸（介石），他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还在中国历史门讲中国通史。据说，他是继承浙江永嘉学派的人，讲历史为韩惋胄翻案。他说，到了南宋末年，一般人都忘记了君父之仇，只有韩惋胄还想到北伐，恢复失地。他讲的是温州那一带的土话，一般人都听不懂，连浙江人也听不懂。他就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印出来，当时称为发讲义。他上课的时候，登上讲台，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得非常快，学生们抄都来不及。下堂铃一响，他把粉笔一扔就走了。妙在他写的跟讲义上所写的，虽然大意相同，但是各成一套，不相重复，而且在下课铃响的时候，他恰好写到一个段落。最难得的，是他有一番诚恳之意，溢于颜色，学生感觉到，他虽不说话，却是诚心诚意地为学生讲课。真是像《庄子》所说的“目击而道存矣”的那种情况，说话倒成为多余的了。他的课我们上了一年，到1916年暑假后我再回到北大的时候，听说他已经病逝，同学们都很悲伤。

马叙伦（夷初）给我们开了一门课，叫“宋学”。上了一个学期，他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辞职回南方去了。临行时哲学门的学生开会送行，照了一张相片，他在相片上写了长篇题词。

文科学长夏锡祺不知在什么地方请了一位先生来接替马夷初。那时候，对于教师的考验，是看他能不能发讲义，以及讲义有什么内容。这位先生名不见经传，上课前又没发讲义，我们这班学生对他就有点怀疑了。过了好几天，才发出三页讲义。其中有一个命题是“水为万物之源”。我们这班同学一看，就说这不像一个现代的人所说的话。那时候我当班长，同班的叫我去找学长，说这位先生不行，请换人。学长说：“你们说他不行，总得有个证据呀。”我说他的讲义就是证据。学长说：“讲义怎样讲错了，也得有个理由。”我回到班里一说，同班们每个人都写出几条理由。他的讲义只有油印的三页，我们一下子就写了十几条理由，可以说把他的讲义批得体无完肤。我送给学长。学长一看，也无话可说，只问：“这都是你们自己写的吗？”我说是我们自己写的。学长说：“等我再看看，不过有一条：你们不许跟这位先生直接说什么话或有什么表示，事情由学校解决。”过了一两个星期，没有下文，只有当时的一个学监把我找去，对我说：“某某先生讲义上的错误，你们可以当堂和他辩论。”我说：“学长讲过，不许我们对他直接有所表示。”那位学监说：“彼一时此一时也。”我了解他的意思，大概是学校讽令他辞职，他不肯，所以就让学生直接对付他。等他下一次来上课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带了几本《宋元学案》，在堂上质问，原来他连《宋元学案》都没有见过。同学们哈哈大笑，他狼狈而去。

1916年底，蔡元培来北大担任校长。他是清朝的翰林，后来弃官不做，到德国去留学，通德文，翻译了一些书。用“兼通新旧，融合中西”这个标准说，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吴汝纶所不能比拟的。辛亥前后，他也奔走革命。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孙中山让位后，蔡元培又担任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代表，来北京催促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他的政治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社会上无论哪个方面，都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布告，发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

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立了三个原则，以约束自己。这三个原则是：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称为“三不主义”。北京大学校长也是由政府任命，但他认为这是办教育，不是做官。其余两条，都是针对着当时社会上的腐化现象而发的，参看上面所说的辜鸿铭的言论，就可知了。

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只到蔡元培的校长室去过两次。

那时我的弟弟景兰在北京大学预科上学，河南省政府招考留学生，他要往开封去应考，需要一张北京大学的肄业证明书。

时间紧迫，照普通的手续，已经来不及了。我写了一封信，直接跑到校长室。校长室是单独一所房子，设在景山东街校舍的一个旧式院子里。门口也没有传达的人，我就推门进去，房子里中间挂了一个大幔子，我掀开幔子，看见蔡元培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我走上去，他欠了一欠身，问有什么事。

我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我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他提起笔来就写了两个字：“照发”。我拿着他的批示到文书科，看着他们办好证明书，我拿着证明书就走了。

那时候，章士钊（行严）在北大，给一年级讲逻辑。我去旁听过两次。他原来讲的并不是逻辑，而是中国哲学史――墨经。我有几个问题，写信给章士钊，请他解答。他回我一封信，叫我在某一天晚上到校长办公室等他。我按时到了校长室，他还没有到。我坐在幔子外边等他。又陆陆续续来了些人，像是要开什么会的样子。最后，章士钊到了，他那时候年纪还比较轻，穿的也很讲究，很有一点风神潇洒的样子。

他看见我，同我说了几句话，也没有解答问题。我看要开会，就退出来了。

以后我一直没有看见过蔡元培，因为他也不经常露面。一直到1921年，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到美国访问，到了纽约。北大的同学组织了一个随从班子，轮流着陪同他到各地方去。有几天，我们常在一起。有一天，在旅馆里，每人都拿出一张纸，请他写字。我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请他写。

他给每人都写了几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他，人到的很多。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