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陶：平生第一邂逅

窗外春雨绵绵，古树绿装新披。我在珞珈山住处正在为我的学术回忆录作最后的努力。因为当朋友得知我是在北京大学燕南园汤用彤先生家与我的终身伴侣、乐黛云（代子）称之为小鬼（小轨、肖轨、萧静宁、肖静宁）的结缘的，似乎都想听一听这一段奇缘。我从小还是蛮讨人喜欢的，总是给办新婚喜事的当小傧相，笑喜喜地怀抱一只吉利的大鹅，大家都说我是福相，我的四姐说祖陶将来一定是“财主”，那个时代把财主视为最有地位的。解放以后，财主成为专政的对象，革命的目标，没有人会贪恋做财主的。我想四姐是说我是有福的人，会成为有财富的人。我虽然两袖清风，但我却的的确确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个财富就是我的坚贞的爱情，美满的家庭，有成的事业，为人的品格……。而这一切都是和我与小轨的前世姻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人的一生面临许多选择，如若安于现状，放弃选择，结果是会大相径庭的。例如，我在石室中学读高中时，因为从成都回大竹奔父丧，旅途太费周折，只好从原来的高16班掉到晚一年毕业的高17班了。从而就肯定要错过西南联大1945年大学招生的机会，我为此心中万分踌躇不安，就只好向班主任吐露心迹了。班主任一听，马上让我以同等学力报考，一句话拨开了我心中的迷雾。我就鼓起勇气报考了华西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两个哲学系。联大发榜前，我已进入了条件极为优越的华西大学，著名教育家、我的大伯杨伯钦在该校任中文秘书长。后来接到被西南联大录取的消息，我就迫不及待地从成都跋涉到昆明，如愿以偿地来到校舍简陋、环境不可与华西大学同日而语的西南联大，我在意的是其师资力量在当时是最为强大的哲学系。我终于进入了我向往的西南联大哲学系，又在恩师们的指引下进入了理性哲学的殿堂，成为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不可磨灭地位的西南联大的末代大学生。抗战复员后，临时组建的联大就一分为三，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我又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北京大学，才能与我的老师汤用彤先生、我的同学汤一介、乐黛云伉俪有着比较密切的交往，才有“燕园结缘”的发生与萌芽，发展与收获。

1950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留哲学系任助教，兼作系秘书。1952年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后，我从哲学系借调到新建的直属学校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任务是讲本科生的马列主义基础大课，协助苏联专家主持由全国各主要高校选派来的教师组成的研究生班。工作十分忙碌，以致很长时间都没有去看望汤用彤先生了，甚至连代子因甲状腺功能亢进住进医院的事我都不知晓。疏于问候，心中总是不安和牵挂。无论怎么忙我都应该放下一切专程去汤家问候才是。

汤用彤先生是我1945年进入西南联大时第一个拜见的、我景仰的学贯中、西、印的哲学大师，汤先生衣着简朴，慈眉善目，敦厚和蔼，说话不多，慢条斯理。这使我在第一次造访时就敢于开口向先生借书，而虽是第一次见面，先生就慷慨地把他自己珍藏的一套线装《高僧传》借给我这个新入学的、素不相识的学生，这令我至今不忘。在北京大学选修先生讲授的“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课程，使我受到了受用终身的理性哲学的思维训练和熏陶。1950年我留校作助教兼系秘书时，先生当时是校务委员会主席，实际上就是校长（我的毕业证书上有汤先生的两个签名印章：国立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文学院院长汤用彤），未另设校长。汪子嵩任校务委员会秘书，协助汤先生工作。先生在忙碌的校务工作之余，仍在筹划开展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我遵照先生的指示到专售线装古籍的书店购买有关书籍，先生对我办事的认真牢靠颇有好感。院系调整后我因借调到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同汤用彤先生的接触就少了。

我和一介、代子是在北平和平解放初期结交的。代子比我年轻，她是1948年入北大的，是中文系学生中有名的才女，她在各种讨论会、辩论会上的发言总是非常精彩、引人注目，我也是热心的听众之一，但我们却没有机会相识。一介是哲学系51级学生，低我一届，虽是同系，除了在汤用彤先生的课堂上打个照面外，彼此也没有什么交往。解放初，我和代子、一介在沙滩红楼参加俄语学习，后又一起参加由汪子嵩先生领头的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讨论。在我的印象中，代子和一介似乎是在这时相识、相交和关系密切起来的。代子和一介都是地下党员，而我则是一般群众。一介耐心地帮助我提高政治觉悟，鼓励我靠拢组织，要求进步。后来一介成为我入团的介绍人，再后来，在代子任校团委干部时，我被推荐并被评为“北京大学模范团员”。他们一直鼓励我、并相信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有时我好象一只脚已经迈进了组织，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好象只等宣誓了，但我却终生游移在组织之外，1956年底我从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回到哲学系之后的数十年，我就再也没有提出过加入党组织的请求，虽然我依然受到很大的信任和使用。我第一次拜见郑昕先生是一介带我去的，郑昕先生家住东四北大教职工宿舍。我觉得他比我在课堂上见到的更加高大，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一介向郑先生说我是高他一个年级的应届毕业学生后就对着我说：郑昕先生不仅是大家熟知的康德哲学专家，还是一位文学家哩，正在创作一部文学作品，并问郑先生是否脱稿，何时出版。郑先生微笑着支支吾吾地说：不要胡说啊。1950年我毕业后得以留校作助教，次年一介毕业分配到北京市委党校工作去了。1950年轰轰烈烈的急风暴雨式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我与代子一起去江西泰安县参加土改，她还没有毕业，就和程贤策同志（我在成都市立第一小学的同班同学）任我们北大文史哲教师学生组成的“土改十二团”的领导，我在他们领导下任学习委员。经过一年，土改结束后，要一个工作总结，先是由我起草。代子对我写的初稿不很满意，就提笔自己写了一个。我看到她写的总结，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实在是自愧不如。她不是一般地平铺直叙写下来，她用犀利流畅的文笔，有她自己对总结的精巧的构思、合理的布局、还有生动的情节，如挖出暗藏枪支的特大胜利，以及她当时就看出的一些土改政策方面的问题都“总结”了。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北大还没有从沙滩迁到燕园，我参加了一介和代子的婚礼。婚礼是在汤用彤先生在北海附近小石作胡同的私人住宅举行的。这个所谓的婚礼并没有任何礼仪之类的俗套，而是他们两人的同学、同事、朋友和直接的领导等等一大群人在宽大的四合院天井内边吃喜糖、边开玩笑起哄，向这一对北大的姣姣新人祝贺和祝福。新人的“洞房”其实也不在这里，而是在一介工作的市委党校的简陋住房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庆布置。院系调整后，汤用彤先生迁入了宽敞的老燕京大学的燕南园58号，校方以此为由不再单独给代子分配房子，从此一介、代子就和汤家两位老人住在一起了。

1954年底的一个周末晚上，我终于怀着深深的歉意，到了燕南园58号汤宅。进门后我没有先去客厅，而是直奔室内走廊尽头的主卧室，向中风后卧床养息的汤用彤先生问安。在旁陪伴的师母见我来了，就起身把一张椅子放在床头对着先生，让我坐下与先生慢慢谈话。

汤师母身材较高，鸭蛋形的脸庞，温文尔雅，慈祥端庄，气度非凡。她知道我是汤用彤先生的亲灸弟子，又是一介、代子的好朋友，对我可以说是特别关爱。对于我在1959年那场突如其来的调动，师母虽有不舍之情，还是安慰我说，武汉是个好地方，就是天气太热，夜里睡觉翻个身就是一身汗。原来师母老家在湖北，对武汉很熟悉。大约在1962年，我接到一介的信，说汤师母很思念她的长姊（即一介的大姨），想请我到她的湖北阳逻老家探望和问候。我二话没说，当即选定了一个星期天，带上糕点和礼品，乘专线汽轮沿长江而下直奔阳逻。上岸后就向人打听张家湾如何走。那人一听就说很好走哇，手指着前方远处说，那高高的旗杆所在地就是。我循着路人指出的方向和目标走去，很快就找到了汤师母的老家。那根高高耸立带有一个小方斗的旗杆就在轩敞的屋宇前面，它应是清代竖立起来的，标志着这里曾是功名显赫的书香门第的故里。我敲门进去第一眼就惊呆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身材、长相和气质与汤师母一模一样、毫无二致的60多岁的老人，我马上明白，这就是汤师母的大姐、一介的大姨了。当她知道我是汤先生的学生，在武汉大学工作，受她远在北京的亲妹妹、我的师母之托专程来看望她和向她请安的，顿时眼角湿润，连连称谢，非常慈祥和蔼地向我询问汤师母及其全家的各种情况，面露深深情怀。她见我远道而来，时近中午，就亲自下厨煮了一大碗有好多个鸡蛋的面条要我吃。在我表示告别要赶末班船回武汉时，老人依依不舍地送我直到那高高耸立的旗杆前，一再叮嘱我转告汤师母，她一切均好，并要我有空多来走走。回去后，我立即写信给一介，绘声绘色地谈了我这次极不寻常的而又愉快难忘的探望和问候的感受，请他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汤师母。我和肖静宁是在汤家结缘的，汤师母对我们，如同对待一介和代子一样，是那么的关爱，慷慨和照料。她对我的恩情车载斗量，是我怎么也报答不了的。她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什么要求或要我去做什么事。60年代初期的阳逻之行，是我对师母唯一的一次微不足道的“报答”。这是一件怎么也求之不得的、永远不会忘却的大大幸事啊！

现在让我再回到1954年底那个周末的晚上，汤师母见我与汤用彤先生已谈了一阵子，怕影响先生休息，叫我快到客厅去同代子他们一起玩，我就起身向两位老人告辞，转身沿着内走廓向客厅走去。

当我走进宽敞的客厅还来不及向围坐在沙发上的代子、一介和他们的弟弟乐光启、汤一玄打招呼，眼光就不由自主地落到一个女大学生模样的姑娘身上去了。第一眼见到这姑娘，我不禁怦然心动，整个的人好像被一种巨大的冲动和力量驱动着，非常不可思议地感觉到，我的命运和人生发生变化的时刻来临了。我第一次真实地体验到什么是“一见钟情”。最近我读过的一篇短文讲到，爱恋中的一见钟情发生在短短的8秒钟内，我可用亲身的经历证实这一点。8秒钟是不可能多想呀，权衡呀，比较呀……。一见钟情也许是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但它确实存在着，并具有不可摧毁的力量。我此时的一见钟情为我追求自己的幸福树立了痴心不改的目标和决心。代子看见我进来就示意我坐在姑娘对面空着的单人沙发上，并指着那位姑娘对我说：“这是北京医学院医疗系一年级大学生萧静宁，我住院期间的同室亲密病友，从我看见她那一刻起我就亲昵地叫她‘小鬼’。她因支气管扩张做了大手术。住院期间我就告诉了她我住在燕南园58号，反复叮嘱她来玩，这不还是第一次来呢。”我一听就一怔，心想我是好久没来汤家了，这姑娘是第一次来，这样巧的邂逅难道真是上天有意安排的“缘分”？我一边这样想，一边目不转晴地、不露声色地瞧着她。她大手术后略显瘦弱，面色有点苍白，但精神焕发，很有朝气，穿着一件蓝色开襟布罩衫，十分朴素大方。最令我神往的是她那又粗又黑、札着白色蝴蝶结的双辫子和会说话传神的幽黑明亮的大眼睛。这时耳边又传来了代子的声音：小鬼这个人热爱生活，喜欢唱歌，不仅聪明好学，还会自己做衣服哩。随着代子的话音我的目光从姑娘高高的鼻梁缓缓地移到正在比划着的纤纤十指，心里不禁连连赞叹，这是一双多么灵巧的、医生和科学工作者才有的手啊！代子觉察到我痴望着姑娘出神的样子，就指着我向姑娘说：这是我和一介的好朋友，哲学系讲师杨祖陶，我们都叫他“杨公”。那姑娘一听叫“杨公”，不觉莞尔一笑，我感到她好像心里在问“有那么老气吗？！”这时我才猛然从梦境中惊醒过来一样不知所措地对着姑娘说：工人的“工”，“杨工”，就这么叫我吧，“小轨”！――我觉得自己不能、也不应像代子那样亲昵地称她“小鬼”，刹那间就在心中暗暗地用同音字“轨”来顶替“鬼”，后来“肖轨”成了我口头、书信称呼她的别名，也成了我发表的两篇文章的笔名，下面的叙述我也就用这个名字了。

这时，不知是汤一玄还是乐光启问小轨，做这么大的手术，远离上海亲人，只身一人在北京，怕不怕？小轨不加思索、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不怕”。随即向我们叙述了手术的经过：50年代初期，胸腔手术还处在起步阶段，她患的支气管扩张症具有手术指针，她渴望根治就同意手术了。后来她才知道，她是北大医院的第三例。前两例都是年青的志愿军战士，一例后来死了，一个手术愈合不好，出现了胸膜粘连并发脓胸，经常要手术剥离痛苦不堪，她出院时那个19岁的战士还没有出院呢。小轨讲到她做手术要家人签字一事，因为家人没来，她是请团组织代签的。在1954年11月1日进手术室之前，她接受了代子的亲切关怀和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