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之六：不被承认的校长

一八九八年的九月二十一日，即戊戌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幽禁光绪皇帝于南海瀛台，康有为等发起的维新变法宣告失败。第三天的《纽约时报》，发表众多有关中国的报道，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被列入要目的“中国选择一个美国人丁韪良(W.A.P.Martin)博士作为新的帝国大学的校长”。这则报道的正题是《中国的帝国大学》，副题是《美国人丁韪良博士被任命为校长》，全文如下：

华盛顿9月22日电――国务院收到康格大使从北京发回的消息，丁韪良博士被任命为最近由朝廷创建的中国的帝国大学(Imperial University of China)的校长(president)。丁博士是美国公民，大约五十年前作为传教士前往中国，此后在那个国家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他对那个民族及其语言、习俗、传说等很有研究，据大使称，丁被认为是无可匹敌的。他作为Peking University的校长将近三十年，而且著有许多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书籍。

大使补充道，这回博士的任命，含有中国的官阶。朝廷将他的顶戴由蓝色改为红色，也就是说，从三品提为二品。最初，这一任命有相当大的反对意见，经由李鸿章的努力，终于以任命两个校长的方法获得妥协。丁博士的同事许景澄，现为驻俄大使。选择大约二十名教授(不包括五十名本地助教)的权力，全部掌握在丁博士手中。

这段报道基本属实，可以上谕为证。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一八九八年八月九日)，皇上批复孙家鼐《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

至派充西学总教习丁韪良，据孙家鼐面奏请加鼓励，著赏给二品顶戴，以示殊荣。

问题在于，总教习并非“校长”(president)，同文馆也不是“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这两点，都不是简单的笔误，而是源于整个文化观念的差异。这一差异，既是当初合作的根基，也是最后不欢而散的缘由。

作为中国最早的官办西式学堂，京师同文馆成立于一八六二年。自一八六九年走马上任，至一八九四年因病辞职，丁韪良(一八二七――一九一六)担任同文馆总教习达二十五年之久，可以说功过得失系于一身。考虑到同文馆后来增设天文、算学、化学、国际公法、格致等课程，尽管培养出来的学生仍只是通译而非洋务专才，丁韪良还是将校名的英译，从School of Languages改为Peking College。如光绪十三年刊行的《同文馆题名录》英文本，便有“旧同文馆或语言学校”与“新同文馆或北京学院”之分(Calendar of the Tungwen College，Microfilm made by Columbia Universi－ty)。到了《纽约时报》，为了炫耀美国人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主导作用，语言学校性质的同文馆，摇身一变，又升格为大学(University)。

别以为译名的改变无关紧要，其时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尚处劣势。由丁韪良来执掌“中国的最高学府”，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个值得庆贺的好消息。单看上述《纽约时报》的“抢先”报道，便可明白其关注的重心――须知那时变法已经失败，大学堂能否正式开办，尚在未知之数。

除了“学校”改“学院”，“学院”改“大学”，丁韪良的误译更严重的，便是将教务长性质的“总教习”，径说成是一“校”之“长”(president)。可是，不管是当初清廷的官方文件，还是日后中国学者的著述，提及历任京师大学堂的主持人，从未出现过丁韪良的名字。

只是在谈及大学堂的创办经过时，丁博士方才有机会露脸。如三十年代校方出版物中常见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以及一九四八年的《国立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大事年表》，均如此陈述：“派吏部尚书孙家鼐为管学大臣，余诚格为总办，许景澄为总教习，美教士丁韪良为西总教习，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在此叙事框架中，丁韪良的地位及作用均不太显赫。不过，倘若由此认定丁博士“存心作伪”、“欺世盗名”，那又过于冤枉。

因为，大学堂之不同于国子监或传统书院，就在于其以西学为重心；管学大臣孙家鼐对此一窍不通，略有所闻的许景澄出使未归，大学堂开办之初，从确定教材、遴选教员到日常教务，确实全由丁博士说了算。如此“大权独揽”的“西学总教习”，在丁韪良看来，便是一“校”之“长”无疑。

中国人却不这么看，因其事关教育主权，并非只是个人意气之争。正如《纽约时报》的报道所说的，丁博士的任命阻力很大。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丁此前主持同文馆教务成绩不佳，一是由传教士执掌中国最高学府有失体面。考虑到上述意见，孙家鼐的《奏覆筹办大学堂情形折》在提议增设西总教习的同时，强调此职待遇从优，权力有限：“臣拟用丁韪良为总教习，专理西学，仍与订明权限，其非所应办之事概不与闻。”皇上恩准赏给没有实际意义的“二品顶戴”，自是待遇从优的具体体现；至于将其权力限制在“专理西学”上，则没能真正实现。

有趣的是，首先对皇上的这一任命公开提出批评的，不是中国的士大夫，而是意大利驻华大使――而且是以外交照会的方式！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一，“义国萨署大臣”照会中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义国原属近世学文之兴起之国。万国内法、天文、格致等类，均系义人开创。华人非不知其事。古时聘用出名义师如利玛窦等人，勉力大利于中国兴起学问，而不知此事者，便为老年传教，并无学问之人，实未得欧洲开教之据。此人前次误派同文馆，因其无能，则同文馆创设多年，至今并无成效之势。兹又闻此人管理新设大学堂。……(贵大臣)竟倚仗在先之管理同文馆者，甚惧将来仍系绝无成效。总署已接他馆照会，便可知悉。北京洋人无不甚诧，因何中国专派斯人管理大学堂。其人虽庄严恭敬，而实无一能，何能管理大皇帝专心关系之事？

如此为“中国大皇帝”着想，并义正词严地谴责“管理大学堂”的丁韪良，其实是为了强调“华士学习西洋学课，今切不可废置义文、免用义国教习”。几乎与此同时，“德国海使”也提出照会，对大学堂之拟设英文分教习十二人，德文分教习一人大表愤慨。强调“天下各国学校，德国为首，他国不能并论”，结论是，若需教习十五人，则五大国平分，不得“扬此抑彼”。显然，各国大使都将大学堂的创办，作为扩大本国影响并谋取经济利益的大好机遇。如此思路，方才能理解美国大使为何格外看重丁韪良的任命，迫不及待地通报国内，并强调聘任外籍教员的权力“全部掌握在丁博士手中”。

只考虑“利益均分”，而不顾及中国人的实际需要，这种无理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管学大臣孙家鼐拒绝：“查中国开设大学堂，乃中国内政，与通商事体不同，岂能比较一律。

德国、意国大臣，似不应干涉。”孙大臣果断拒绝了意、德等国大使的无理要求，可没有回答丁韪良是否总教习的最佳人选的质疑。而这，并非“毋庸置疑”。

此前，中国士大夫对同文馆的教学多有非议，若李端、孙家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之倡办大学堂，直接针对的，正是同文馆之“斤斤于文字语言，充其量不过得数十翻译人才而已”。御史陈其璋的《请整顿同文馆疏》(一八九六)说得更刻薄：

伏思都中同文馆，为讲求西学而设，学生不下百余人，岁费亦需巨万两，而所学者只算术、天文及各国语言文字。在外洋只称为小中学塾，不得称为大学堂。且自始至终，虽亦逐渐加巧，仍属有名无实。门类不分，精粗不辨，欲不为外洋所窃笑也难矣！

此疏一笔抹杀同文馆成长之艰难历程，未必公允(容日后分辩)；这里关注的是，同文馆办学的不太成功，为何没有成为丁韪良晋升的障碍？大学堂难道找不出更合适的人选？

《大学堂章程》原定选择“学贯中西”的“中国通人”为总教习，以便一改同文馆“以西人为总教习”故“中学不免偏枯”的弊病。可主其事者囿于学术视野及自身利益，不愿启用本国人才。至于远聘西国之硕学大儒，所需甚巨，非朝廷所愿意且能够承担。于是，只好改为就近聘请“价廉物美”的在华传教士。从这个角度考虑，“曾在总理衙门充总教习多年”的丁韪良，确实是“最佳人选”。基于各方压力，大学堂不能不办；可朝廷并没准备为办大事而花大钱，孙大臣也就只好“量力而行”了。此中苦衷，不便明言，但在孙家鼐筹办大学堂的若干奏折中，其实有所暗示。

这本是清末民初所有新式学堂所面临的共同难题。不管是京城还是各省，筹建新式学堂，“若延聘西人，则必须筹有巨金”，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变通的办法有二，一是延请在华传教士，经费大概只需前者的十分之一；一是改聘“风气俭朴”故索价较低的日本教习。如此兴学，虽属“穷家办法”，但切实可行(参见《吴汝纶尺牍》)。

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教习，先请传教士，后改日本人，正是取其相对来说“所费无多”。

至于中国人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大学”(University)，为何刚刚起步，忽又临阵易将，由传教士改为日本人，这只能到庚子事变的历史体验中寻找答案。

丁韪良之出任大学堂总教习，是否称职，其实不得而知。原因有二，一是大学堂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方才正式开学，一九○○年七月一日管学大臣许景澄便以“京城地面不靖，住堂学生均告假四散”为由，请求皇上“将大学堂暂行裁撤”。此前，义和拳已在京城四处烧杀劫掠，大学堂危在旦夕，丁韪良也早已逃进使馆并拿起了武器。也就是说，戊戌年间的大学堂，只存在一年半，根本无法判断主事者的功过得失。二是大学堂创办之初的档案资料，绝大部分毁于庚子战火。至于大学堂之房屋被毁，书籍仪器一概无存，罪魁祸首到底是俄兵德兵，还是拳民董军，尽可不必深究。因为，就像张百熙《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所说的，“大学堂去岁先被土匪，后住洋兵”，谁的破坏更彻底，实在说不清。

值得关注的是，庚子事变中，大学堂的命运格外坎坷。大学堂代表着“新政”与“洋务”，在高举“扶清灭洋”大旗的义和团眼中，自是“汉奸”无疑。义和拳之仇洋，除了烧毁教堂，“以电报铁路等，与洋人声气相通，则亦毁之”(柴萼《庚子纪事》)；“凡家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罗淳《庚子国变记》)。佐原笃介、沤隐同辑的《拳匪纪事》，记录下这么一件“小事”：“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这里所说的“学生”，当然是指西式学堂的“洋学生”。据说，此前刚毅已有“学堂皆养汉奸之地”(《清议报》二十六册，一八九九年九月)的妙语，与拳民的想法正合拍。而当年设在京师的“大学堂”，兼管全国的新式教育，其在拳民心目中的形象，可想而知。庚子年四月，京城尚未大乱，已经四处出现义和团的揭帖，其中有曰：“二十九日，将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佐原笃介、沤隐同辑《拳匪纪事》)拆毁大学堂的号召，并没有真正落实；但双方之势不两立，却跃然纸上。在整个事变的过程中，大学堂的有关人士，确实旗帜鲜明地主张镇压“拳匪”，保护使馆，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不管由谁来撰写北大校史，大概都不会漏了这一笔：“景澄以极谏清廷勿信拳众遭冤杀”(《国立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大事年表》)。管学大臣许景澄于狂澜既倒之际，知不可而为之，以忠义殉国，成了众多文学作品大力表彰的对象(参阅阿英所编《庚子事变文学集》)。日后被马寅初概括为“虽斧锁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的“北大主义”(参见马氏《北大之精神》)，在这里，其实已露端倪。

依据历史文献，庚子事变中“极谏清廷勿信拳众”的，主要是太常寺卿袁昶。许、袁被冤杀后，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反而是兼任管学大臣的许景澄更有光彩。二者都是一身凛然正气，刑场上怒斥奸臣，可许大臣还有精彩的两笔。一是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御前会议上，许、袁慷慨陈奏，大后冥顽不化，眼看大祸临头而又无能为力，“帝持许景澄手而位曰：”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何？…（罗淳晶《庚子国变记》、连梦青《邻女语》）另一笔则是，许大臣就义前，从容交代其经手的大学堂款项及有关文件，说是“不可便宜了外人”(林纾《剑腥录》、罗停触《拳变余闻》、连梦青《邻女语》)。

几乎所有作品，都强调许、袁二公之“通晓洋务”，以及被反对者以“汉奸”的罪名诬杀。

大学堂的“洋务”性质，与义和团的“灭洋”宗旨严重对立，以至时人将前者之被迫裁撤，作为庚子事变中的标志性事件来吟咏。复依氏、杞庐氏的《都门纪变百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