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培新:愿恩师吴志攀教授和师母杨锐女士的温润和善良得以栖居

作者:罗培新发布日期:2008-12-17

「罗培新:愿恩师吴志攀教授和师母杨锐女士的温润和善良得以栖居」正文

提示:新浪网管,请你不要再将此文删除。媒体要真正成为社会公器,其前提是为每一个人提供说话的权利。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所说:“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本文首发于2008年12月12日,一天之内阅读数百、跟贴踊跃且一边倒地声援恩师和师母。但2008年12月13日17:00时许,新浪网管却将此文删除,令人匪夷所思。现再次贴出,希望新浪网管信奉职业操守及开博公约,不要再将此文删除。愿大家温情的话语,能够温暖师母那颗无比悲凉的心。我在默默祈祷着,祝愿师母早日康复。

以下是2008年12月12日贴出的原文。

题记:12月12日,恩师吴志攀教授的生日。以往每年此日,我都会短信遥祝其生日快乐。而今天,我却要撰写长文为其暖寿。因为此时,弟子深知,恩师的心,比往年悲凉。

说几句公道话,否则这辈子难得心安

2008年12月9日,一位署名为“华政学生2007”的学生在我的博客上留言:“毕业一年多了,一直关注罗老师博客。罗老师是性情中人,文章中曾多次提到北大导师和师母的热情与善良。如今季羡林之事沸沸扬扬,不知罗老师现在怎样看待师傅和师母?希望能听到心底的声音。吾爱吾师,但是否还能爱真理?(2008-12-09 21:44:05)”!

事实上,自季羡林先生“假画门”事件进入公众视野、恩师吴志攀与师母杨锐女士被卷入风口浪尖以来,我和所有的吴门弟子一样,渴望能够站出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为他们分担些痛楚和压力。因为我们坚信,所有的一切,都只是谣言和闹剧。然而,一贯低调、温和而善良的恩师,却一再劝止我们,“清者自清。相信组织的调查和处理,组织会给出公正的结论的”。

于是,我们也善良地相信,谣言止于智者。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日子。2008年10月底,张某那篇充满漫骂、侮辱和诋毁之词的博文,现身新浪首页并被广为转帖之时,尊敬的吴志攀教授正在上海参加学术会议。会后,恩师接受华政邀请,于2008年11月2日晚,为我校广大师生做学术讲演(因吴老师公务繁忙,这是他第一次到华政做讲座)。

当晚华政盛况空前,最大的学术报告厅水泄不通。多年的奔波劳碌、数天紧凑的会议安排和莫须有的精神责难,使恩师早就身心俱疲。然而,当晚他却仍然抖擞精神,为我们师生奉献了一份精采的智慧大餐。在讲座现场,我看他两鬓斑白,银丝稀疏,俨然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惠人无数的恩师,却在过了“知天命”之年后,经受着网络群氓无端的诋毁和谩骂,我的内心已在倘泪。

讲座提问阶段,我悄悄递给恩师一个条子,问我是否能够在这里谈一谈师母,以澄清一些不负责任的谣传。吴老师当即制止。在讲座现场,上海的吴门弟子悉数重回恩师课堂,再次聆听恩师教诲。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后,在吴老师房间,师生聊至深夜。告辞之时,我们读出了恩师眼中无尽的悲凉。

2008年11月3日早晨,驾车送恩师前往机场的途中,我和就读于耶鲁大学的程金华博士再次征询恩师意见,是否愿意让我们这些学生担当起来,写一些文字,以厘清事实的迷雾,为恩师说一些公道话。吴老师仍然一口回绝。我们何尝不明白,恩师和师母一再隐忍,是为了保全季老的隐私和北大的声誉。在这个网络社会,民众渲泄对社会不满的冲动,似乎总是胜过发现真相的耐心。恩师和师母忍辱负重,不愿把事态扩大。

于是,我们能够做的,似乎只能是在网上不断回复诋毁老师名誉的帖子。然而,奇怪的是,我回复的一些帜子,总会被博主无情的删除,这是一场多么不对称的战争呵!

在忙碌复忙碌之中,一晃一月过去了,我居然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善良地企望,时间可以沉淀真相,阳光终究可以冲破迷雾。

2008年11月5日,北京大学校方发表声明称,学校对季羡林收藏正在逐一进行清点登记,目前尚未发现其藏品外流的情况。声明表示,北大对有关季羡林先生私人藏品外流拍卖的消息高度重视,学校已成立工作小组展开调查。根据季羡林先生意见,目前某些人手中流传的上款为季羡林的当代字画,并非其真藏,学校工作小组正对此进行调查,并希望有关部门给予积极配合。

北大衷心感谢媒体和公众对季羡林先生的关心,学校将始终尊重他意愿,妥善安排好医疗照顾和日常起居,为他舒心愉快地生活工作创造条件。北大同时也呼吁有关媒体尊重事实,尊重法律,客观报道。

随后,又接到师兄北大法学院教师彭冰发来的短信称,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负责同志来校内通报了有关调查结果,所谓被盗卖的字画完全是假的,与杨锐老师无关。

我想,终于,拨开云雾见日出。社会还给了恩师与师母一份清白。吴门弟子无不明白,名节与清誉,是恩师和师母此生最为看重的。

然而,数天前,我却惊诧地知道,师母几天前昏厥过去了,一度呼吸终止,如果不是邻居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送到医院后,恩师收到了病危通知书。现在师母虽然好转些,但必须每天服用抗抑郁的药。现在恩师不让师母收看短信、不让师母接触网络,因为一看到网上骂人的话,就气得浑身发抖,抑郁症将会加剧……

原来,谩骂与诋毁,并没有因为北大的声明而终止。新的一波暗流在潜滋暗长,甚至又开始兴风作浪。是的,只要阴暗的图谋未能得逞,陷害与诽谤就会变本加厉。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网络,还能够为恩师和师母的温润与善良,提供一片栖居之所吗?

不能再沉默了,不能再习惯于沉默了。我们知道“清者自清”、“谣言止于智者”,然而,我们同时也不该忘却“众口烁金”、“积毁销骨”!

于是,我决定写些文字,在恩师吴志攀生日这一特殊时日,为恩师和师母说几句公道话。否则,这辈子我都不会心安!先说一说我心目中的恩师和师母吧!

如此恩师和师母被“妖魔化”,我们的社会情何以堪?

2000年9月,我考取了北大法学博士,幸运地烙上了吴门的印记。我清楚地记得,2000年9月的某一天,我第一次到恩师吴志攀的家里。中关园某栋单元楼,没有电梯,拾级而上,到了五层,按了门铃,有些忐忑地等待。杨锐师母开门,很热情地招呼我,请我坐下。狭小逼仄的过道厅,放了一张小饭桌,就再也无法容纳两个人同时通过了。过道厅之内有两个不大的房间,一间是卧室,另一间是书房兼工作室,因为堆满了书和资料而略显零乱。或许这就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状况吧!然而,无论如何,房屋之狭小逼仄,令人很难将其与北大法学院院长和知名法学教授的家,划上等号。

第一次见到师母,我略略有些拘谨,就近找了一个位子坐了下来。这时,一只猫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到我的身上,我吃了一惊,本能地站起来。师母忙安慰我说,不要紧的,是季老送给我们的猫,不会伤人的。当时我还不知道,师母在帮季羡林先生做些事情。而且当时,吴老师并不是北大的校领导。

到上海工作之后,有一次恩师抵沪出差,我送他回宾馆,无意中说起第一次拜访之事,我说“没有料到吴老师您的房子这样小”。恩师似乎有些尴尬,停了两秒,说“房子虽然不大,但我却一直很有成就感的”。我立刻觉得自己把话说错了,窘迫至极。我本意是想表达对吴老师舍私为公的尊敬,但可能表达方式有欠妥当,当时我明显读出了吴老师因无力为家庭提供更好福利的些许愧疚。

师母心脏一直不好,每天爬五层楼,来回数趟,非常辛苦,常常爬到三层楼的时候,就要歇息一下。恩师是好丈夫和好父亲,他何尝不想尽快让家人住上有电梯的房子?!何尝不想让爱妻早日摆脱爬楼吁喘之苦?然而,行政事务繁杂,恩师只能顾及北大法学院这一端了。

终于,此后和北大许多教授一起,恩师和师母住上了蓝旗营的寓所。有了电梯,师母就不用气喘吁吁地爬楼了。搬家那天,学生们去帮忙照看,免得搬家公司有所闪失,搬丢了书本等物件。终于搬完了,师母很高兴,看着一地零乱的书,说“书生搬家尽是‘输’”,呵呵,我们都笑了。师母说,虽然不能做饭,但还是要生个火、煮一锅水,这样来年就能顺利吉祥。

然而,没有想到,恩师让师母住上了有电梯的房子,却在数年之后的今天,居然无力保护爱妻免遭无端的诋毁和谩骂!2008年11月2日,在上海,面对众多吴门弟子,恩师神情无限悲凉:“我现在连我的家人都保护不了”。

恩师为了北大的声誉,不能说,不便说,就让我们来说吧!说错了不能怪恩师,不能怪北大,所有的责任都由我一体担当吧!

恩师吴志攀教授,“另类”的“官员”

如果说恩师是位官员,在一般人看来,他也颇为“另类”。恩师主政北大法学院多年,招纳贤才,募集资金,凡事亲历亲为:他可以对不屑于职称外语考试的某才俊说,请你参加北大职称外语考试吧,就算是为我考的;他也可以与渐生离意的教授三次推杯换盏,以盛情挽留,说“大不了我们一起去洗胃”……恩师对北大法学院的贡献,有口皆碑,想来对此北大法学院的老师们比我更有发言权。

恩师后来成为校领导,“官”似乎越做越大了,却依然不改“另类”本色。恩师只要有时间,就坚持前来参加我们的“金融法5566读书会”,写出文章,供我们“无情地”批判。讨论得晚了,回家之前,不忘把自己的自行车放倒,说车子放倒了,小偷就不会偷了……

恩师无论是对待下属还是普通教职员工,甚至是普通的学生,他都和风细雨,从不以势压人。我曾多次见到恩师接待教职员工来访,耐心听讲,细致解答,然后一一送出校长办公大楼,礼数之周到,令人感念不已!我问其故,他说,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是北大的老功臣,我们要敬重他们的。

恩师几次到上海出差,都要求我们带他到书店,我和另一位吴门弟子――复旦大学法学院的张建伟副教授,曾经充当了几次向导。恩师流连于福州路的书店,也驻足过淮海路地铁里的季风书屋。到书店之后,恩师总是手不释卷,离开时便带着厚厚的几袋子的书了。送他到机场,帮他一起托运行李时,他总要留出几本书,说要在飞机上看的。看着他一手拎着重重的电脑包,另一手提着装着厚厚几本大书的袋子,慢慢消失在安检处,消失于上海这个繁华乃至于浮华的灯影之都,我不禁感慨万千……

恩师淡泊名利,“渡”人无数。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只是他“普渡”众人的一个极小的缩影。

在2004年出版的小书《公司法的合同解释》后记中,我曾发自肺腑地感激恩师和师母,在此不妨照录如下:

三年来,导师吴志攀教授精心指导弟子的学业。他带着我们南下北上,完成了多次调研。他的“问题意识”和务实的学术风格,给予我许多方法论上的启示。在生活上,他对弟子的百般关照,常常令人忘记他还担任着繁重的行政职务!过度的操劳使他早生华发。最难忘的是2002年一个炎炎夏日的中午,他竟坚持自己开车来接我们几个做课题的同学回北大。我坐在车的后座里,偶然瞥见他的两鬓被风拂动的稀疏的银丝,一时极为感动。能够成为他的学生,真是此生的至幸!他这种关爱别人胜过自己的博大胸襟,值得我一生学习。另外,师母杨锐女士对我全家的照顾,也让我心存感激。小儿韬韬出生前,师母不止一次地叮嘱我们诸事小心,韬韬出生后她又亲自上门看望,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因而,2008年11月2日,在主持恩师的讲座之时,面对济济一堂的数百名师生,我动情地说:“非常感谢大家与我一起分享我到华政以来的最幸福的人生时刻……我终于实现了代表华政邀请吴老师到我校做学术演讲的梦想。我和在场的今天的所有吴门弟子一样,都把成为吴老师的学生作为此生最大的幸事。吴老师关爱学生之风,山高水长……”

的确,有太多、太多的细节值得我细细品味。我清楚地记得,刚到北大不久,吴老师就送给我一份礼物――一条印有北大logo的领带,他说,这是北大给你的第一份礼物。此后他创造机会让我到牛津大学做短期交流时候,因为是第一次出国,我有些担心,吴老师看出我的紧张,就安慰我说:“不用怕,英国是小国,中国是大国。”在杏林山庄做课题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很多同学都非常意外地发现,吴老师居然亲自开着车来把我们接回去。那时我因为紧张,居然指错了路,吴老师一点都没有责怪我,反而安慰我说:“不用紧张,路还是能够找回来的。”(现在,我想说,吴老师,不管别人如何诋毁,吴门弟子始终与您站在一起,坚定地支持您,把路走下去!)

回到母校华政任教之后,每当我评上教授、博导、“最佳教师”、“上海市优秀法学家”、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甚至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文章这样一点点小小的成绩,我都及时和吴老师分享,吴老师总是很好地鼓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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