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顶级定位：国际比较的视野

本报记者龙希成

广州―香港报道

《21世纪》：北京大学提出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大力改革教师聘任和晋升体制，但是一些青年教师对方案提出“质疑”，甚至一些老教授也提出反对意见，给改革造成阻力。一位参与方案制定的教授向记者表示，实际上，不但北大的改革而且整个中国高教界的改革都十分紧迫和必要，他希望藉北大此次改革能够把整个中国的大学人事制度改革“激活”。

丁学良：说到北大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无需讲什么大道理，这里仅举两个具体的例子，你就感受到问题有多么的严重。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听说，美国东海岸―――美国著名大学大都坐落在东西海岸―――那些跟中国学术交流较多的著名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经常跟他们的成员（多半是访问学者和教授）说，你们到我们这儿来，许多事情都不用你们做，但有一件事情可要帮忙，就是一旦中国内地的教授学者来作报告，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来凑个数。为什么？因为研究中心请人来作报告，讲得好人家坐下来听，讲得不好没人听。只是来自中国内地的教授学者―――这些研究中心一般都是研究东亚社会科学和人文问题的―――来作报告的时候，无论你们愿意不愿意听，都要来帮忙凑个人数。就是说，相对于整个东亚高教界来说，中国内地教授们的水平都是最低或接近最低的。至少西方学术界这么认为。

我们这些从内地出去的人听到这些，心里真是很难受。开始以为这不过是某所美国名牌大学的某个研究中心的主任对我们中国内地学者的偏见，后来我有机会听到来自西海岸的学者也这么说，以后我到了澳大利亚，到了欧洲，特别是到了英国，也都听到类似的说法。所以这就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问题了。

由此可见，我们国内的那些大学整体的师资水平，给海外一个什么印象。能够出访国际学术界、能够到西方名大学作报告的人，在我们国内都还算是最好的或相当好的教授了，但是，出去一讲，没有多少学界同行看得起你！

这个负面现象现在还在蔓延。随着最近十多年来香港的大学也向着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改进，在很多社会科学的院系、专业里，邀请内地教授来作报告的时候，也常常出现类似的现象：没有人来听，主持者不得不采取一些纪律手段，以组织足够的听众人头。它反映，只要在国际性的学术舞台上一比，中国内地大学教师的普遍水平，就低到了令人要坐不住的地步！

在海外甚至在国内，经常听到一句话，说中国内地那些最好的大学，是一流的本科生，二流的研究生，三流的教师。此话有些尖刻，但也不是完全离谱。

以上的事例说明，北大这次把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的改革作为大学体制改进的突破口，抓住了迫切性和必要性。

《21世纪》：可是，怎么好把北大跟国际上的一流大学比呢？人家的历史悠久，资源充足，而且整体的制度条件比我们要好。

丁学良：这些历史、资源、条件方面的差别确实存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外的方面，就是在中国，像北大、清华等几所最著名的大学，也具备了一些非常好的资源和条件。这些资源和条件，已经足够来推动像北大这次的人事制度改革了。在今天的中国，北大、清华等名校，受到政府的资助，受到社会的支持，受到全世界这个最庞大的人口基数的支持―――这个人口基数决定了你能招到最优秀的学生！人家是百里挑一，你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而且以前中国人家有好几个小孩―――四五个孩子中只要有一个成才就行了，现在很多中国人家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必须成才！在全世界，我们很难见到像今天中国孩子的父母亲―――不管他们处于什么样的阶层地位―――对于独生子女在教育上的那种投入，简直到了虔诚乃至狂热的地步！所以，就中国全社会所给予的资源，就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就中国数千年来强调教育的传统，就中国高层近几年来提倡“科教兴国”的政策而言，这些资源条件已经足够使得像北大、清华等少数几所著名大学，进行教师队伍的人事制度改革了，已经足够“动大手术”了！

《21世纪》：北大改革的目标应该怎样定位？

丁学良：有一个说法，说北大在中国，就像哈佛在美国。在相对的意义上，基本上如此。哈佛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也是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大学；北大同样是中国历史悠久、影响巨大的大学。美国有句俗语：“哈佛园里没小事”，意思是在哈佛校园里发生的任何一件事，都可能对美国乃至别国的教育、科研、文化产生影响。对北大，我们同样可以说：“北大园里没小事”，那里面发生的事情、所做的工作，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都会很大。

因此，北大进行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定位就不能是一所“比较好”的大学；北大只能够有一个定位，这就是：在给定的中国的硬资源和软资源条件下，北大必须成为中国最好的研究型大学，成为中国内地大学向世界一流水平迈进的领头羊！

北大既然应该把自己定位为中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那么对于教师怎么招聘、怎么评审、怎么提升、怎么去留、怎么奖惩等一系列制度，就应该参照全世界那些顶尖的研究型大学的基本制度，“取法乎上”。

当今世界，就大学的数量而言，数美国最多；就大学的素质而言，也数美国最好。美国有25所左右的大学被定义为MajorNationalResearchUniversities（国家级主要研究型大学）。北大的定位，就应该参照美国这25所大学的教师制度是怎么样运作的。北大当然一时达不到这个目标，但是应该有这个取向，应该采纳这个制度的原则和精神。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把所谓的“国情”、“校情”强调得太狠，否则就没法选择自己奋斗的目标了。

这就像以前，中国虽然几十年没有参加过奥林匹克运动会了，但一旦决定重返国际体坛，在培训奥运会代表队运动员的时候，就不能只按照国内标准来定位，否则怎么出去竞技呢？

这一点要反复强调：北大只能把自己定位为中国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眼光必须瞄准那些世界上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的制度。一时达不到是量的差距，不瞄准是质的差距。

《21世纪》：那么，北大现在的这个征求意见的方案，是否也包含了一些过渡性做法？比如说，在有限聘期内有限次申请职务晋升（分级淘汰制）。

丁学良：我的基本判断是，北大的这个方案确实是想把北大变成一个进入国际主流的研究型大学，目标清楚。但在具体的措施上，在我看来还是相当“软”的、过渡性的，并没有给我一个脱离实际、想一步登天的印象。

所以，这次北大的改革方案，基本方向是对的，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虽然具体细节方面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和改进，大方向就是要瞄准哈佛、斯坦福、耶鲁等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模式走。

在美国的主要大学中，“哈佛制度”有她的特性，但也有很多与美国25所最佳研究型大学的共性。我注意到，北大方案很多地方采纳了哈佛制度以外的主流研究型大学的共性，极少数地方采纳了哈佛制度的特别之处。我想说，哈佛制度中有些似乎是哈佛制度的特别性的规章，只要稍加演变，就可以引申到“中国的哈佛”，也就是北大身上。

比如说Tenure（终身教职）制度，这是大学教师人事制度最关键的环节。就一般大学而言，更重要的是职务晋升而非Tenure这个环节。像一般大学对于教师从助理教授升为副教授、从副教授升为教授，把关把得更严，但对于在副教授这一级上是否给Tenure，则相对不是很苛严。研究型的大学，对是否给教师Tenure把得特别严。因为教师一旦获得Tenure，除非严重失职或违法乱纪，大学就得把他“供”到退休。这一关若把不严，大学冗员、占位现象就会很严重。越是研究型的大学，这一关把得越苛严。

美国大部分的研究型大学，给Tenure是在副教授这一级。也就是说，一个人拿到博士学位，工作六七年之后，晋升为副教授的同时也获得了Tenure；他再干个四年五年，如果学问做得好，就晋升为正教授。在重视研究的大学里，也有的人虽有Tenure，但一直到退休也升不到正教授。还有一些学校，如果捐款特别多，在正教授之上，还有“讲座教授”（ChairedProfessor，EndowmentProfessor），像哈佛、斯坦福、耶鲁这些老牌大学非常有钱，讲座教授很多，而且档次不同。资源越多，档次越复杂。

跟美国大部分的研究型大学不同，哈佛的Tenure只给正教授。哈佛认为自己是美国最好的大学，必须把Tenure的档次提得很高。所以，北大的目标既然是中国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她的Tenure档次也应该提得很高，属中国最严格的。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和赞成北大方案第一稿把Tenure定在正教授这一级上。

《21世纪》：可是，一些副教授也许意见会很大。有人说这次方案把外国的终身教职制度“歪曲”为终身教授制度。一些人主张用“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双轨制推进改革。

丁学良：任何改革都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妥协，问题是这个“妥协点”划在哪里非常关键。如果太向过去一端靠的话，改革就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了；如果太往未来一端靠的话，改革又很难推动。把过去和未来、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的“点”应该摆在哪里呢？

我们把眼光向全球展开一下，会得到启发。

很多年来，香港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当然还有英国的大学，统统是“英国体制”，主要特点是，政府拿纳税

人的钱办高等教育。在国立大学的教师之间，待遇基本上是全国拉平的，各个院系之间也差别不大，带有浓厚的福利社会制度特色，市场因素很少。在这种体制下，教师只要进了大学，教职即使不是永久的也是长期的，类似于美国的Tenure。当然教师的职务晋升很慢。

这种“英国体制”在遭遇“美国体制”挑战之前，存在了好多年，也出过一些非常伟大的学者，它很适合于那些天分高自觉性也高的学者―――他们做创造性工作不是迫于外在的压力，而是出自伟大的内在推动。但他们是学者中的圣贤，在任何时代，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

“美国体制”与“英国体制”有很多差别。美国的大学尤其是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大多是私立的，教师不可能一进去就拿到Tenure；而且不同大学之间、不同院系之间，教师的工资、待遇、研究基金差距拉得很大。所以―――任何制度都不会暴露自己的缺陷，直到有一个不同的制度跟它竞争的时候―――“英国体制”跟“美国体制”竞争这么多年下来，趋势很清楚，美国体制更富有激励机制，把全世界很多的人才，包括一流的教授和优秀的学生，吸引过去了。

现在，香港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乃至英国自己的一些大学正在由“英国体制”转向“美国体制”，采取的办法大多是所谓“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有很多合理之处，可以减少阻力，尤其是在西方法治社会里，可以减少法庭的纠纷（“老人”进大学之时，新办法还没出来，不能在定出新办法之后，就把以前的合约给破了）。

但是，这种在“英联邦传统”下比较合理的改革安排，搬到中国内地大学来，会有巨大负担。因为那些社会里的大学在“英国体制”下，冗员现象不很严重。也就是说，虽然教师做研究的“生产率”普遍不高，出“活”不多，但基本上还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教学和研究的任务一般是不轻松的。西方的公立大学，虽由政府出钱，大学预算仍要经过议会里的好几轮辩论，不可能花大钱雇一堆人不干什么活，而且还有媒体的监督以及学术团体的约束等。

进而言之，英国体制下“老人”教师的普遍水平也比中国现在大学里的“老人”要高得多。在几十年的计划体制下，中国的大学，包括少数最好的几所大学，很大一部分老人―――包括前几年刚刚毕业的“老人”―――不但学术水平甚差，而且冗员现象太严重！我敢说，中国内地大学教职员中的冗员比例一定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所以，若照搬“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至少对北大来讲，就没什么“坑”能空出来，所有的“坑”都差不多给占完了！空不出职位，就没法招聘那些能出成果、能起学科带头作用、能对北大和全中国高教事业起推动作用的有生力量了！

《21世纪》：也有人提出，按照教师跟学生的人数，北大的比例并不是很高。

丁学良：在香港科大，正式的教师（Faculty，不含行政后勤人员）是400多人，学生8000多人，比例差不多是1：20，我不知道北大的比例如何。就中国内地的大学而言，问题还有另一面，就是专业设置不合理，标准跟国际不接轨，教师的资源组合严重失衡。

总起来看，这次北大改革照顾的面不能过大，否则就改不出新体制来了，导致在未来十年十五年里，北大都找不到吐故纳新的机会。划定正教授这一级不动，因为正教授的年龄大多在50岁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