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租界文化为何难以产生学术」正文
说起租界文化，最让人记忆深刻的莫过于杨绛先生在上海孤岛时期写的一些文学作品，当然这和租界文化有点不一样，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民国租界文化，探索民国租界文化为何难以产生学术。
租界文化的代表者：上海从上海学、上海史的角度，文化空间应该从口岸开始，口岸就是空间。对西方来说，西方人进入口岸就是进入中国，或者说进入中国文化。
但是西方人进入的每一个口岸都是进入中国的一种地域文化，而不是整个中国文化。上海后来形成海派文化，但广州就没有，广州作为贸易口岸的历史比上海长得多，却出不了海派，这与广州和上海的地域文化有关。
上海的地域文化属于江南文化，江南文化非常复杂。我们很多时候只能感觉，现在那一代留存下来的材料，典型的如《王韬日记》，日记中提及他自己、李善兰、蒋剑人、龚半伦（龚自珍儿子），记述他们的行踪，流连勾栏酒楼，很容易使人想起江南文人唐伯虎、文征明、祝允明、徐祯卿，还有清初的金圣叹，想起他们在民间传说的市井形象，这是广州没有的。
虽然民间传说未必都是真实的，但却说明文人与市井是融合的。这对后来的海派文化的形成肯定是有影响的。这些市井形象是广州没有的，广州的文人被市井化的很少。
租界对文化交流的有限性
因此，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构成了一个地域的人对文化类型的选择以及对文化接受程度的限定。
具体地说，口岸的文化就在租界。租界的一个意义是华洋杂居之地，实际上华洋的界限分得很清楚，华的个体与洋的个体是两群人，除了买办、西崽之外，很少交往，因此从文化意义说华洋杂处很难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