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伊斯兰国”兴起与美国的中东战略

【内容提要】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中东异军突起，与美国中东政策频频失误直接相关。美国为一己之利，对伊斯兰极端势力忽拉忽打，导致“伊斯兰国”最终坐大。当前，“伊斯兰国”势力过度膨胀，日渐超出美国的控制范围和承受底线，终于促使美国最终决定对其进行军事打击，但美现行举措难以剿灭“伊斯兰国”。未来，美国将被迫加大在中东反恐的力度，其既定战略部署将被打乱。

【关 键 词】中东政治/伊斯兰国/美国/中东战略

2014年6月以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简称IS)在伊拉克攻城略地，并公然于6月29日宣布“建国”。对此，美国一度态度低调，但2014年8月开始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发动持续空袭，9月22日又将打击范围扩大至叙利亚。“伊斯兰国”与美国有何关联？该组织的发展壮大将对美产生何种影响？美空袭“伊斯兰国”效果和前景又如何？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美中东政策导致“伊斯兰国”兴起

当前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固然是中东国家治理失败的产物，但更多是大国博弈、尤其是美国翻云覆雨之中东政策所导致的最终结果。

首先，从冷战时期到“9•11事件”前，美国纵容和扶植伊斯兰势力，使“伊斯兰国”首次登上历史舞台。美国外交政策惯于“借力打力”，通过扶植主要对手的对立面，消耗乃至打败对手。冷战时期，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对手，在国际层面是苏联，在地区层面是纳赛尔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因此美国竭力扶植中东的伊斯兰保守势力，借其消解主张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思潮，以及世俗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鼓动沙特国王费萨尔建立一个伊斯兰联盟，以抗衡纳赛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支持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以阻遏苏联及马克思主义；支持印尼的“伊斯兰协会”(Sarekat Islam)以反对苏加诺；支持巴基斯坦的“伊斯兰促进会”(Jamaat-e-Islami)以反对布托。①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与沙特一起，通过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向阿富汗的伊斯兰武装力量输送资金和武器。美国的援助额从1980年的3000万美元增至1986-1989年间年均6亿美元。②美国还向阿富汗圣战者组织运送“毒刺”导弹，并耗资百万美元为阿富汗学童编写充斥着暴力和伊斯兰教尚武精神的课本(如用坦克、导弹和地雷的图片教孩子数数)，塔利班直到2001年还在使用这些教材。七党联盟(Islamic Unity of Mujahedin of Afghanistan)、塔利班(Taliban)等伊斯兰武装以及“基地”组织等极端恐怖势力，均在这一时期生根发芽。正是在该背景下，约旦人扎卡维1999年在阿富汗创立了“伊斯兰国”的前身“统一和圣战组织”(Group of Monotheism and Jihad)。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后来(2003年2月)在联合国发言时承认，扎卡维被中情局招募参加恐怖主义训练营，并参加阿富汗战争。③简言之，美国为对抗苏联“病急乱投医”，扶植扎卡维等伊斯兰极端势力，为“伊斯兰国”走上中东政治舞台播下了祸种。

其次，2001-2011年间，美国在中东武力“反恐”，客观上为“伊斯兰国”提供了更大活动空间。阿富汗战争结束后，伊斯兰极端势力日趋将矛头对准美国：1993年制造美国世贸中心爆炸案，1998年美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使馆同时遭炸弹袭击，2000年美国“科尔”号驱逐舰在亚丁港遭自杀式爆炸袭击。这些针对美国的恐怖事件均有“基地”组织的背景。2001年“9•11事件”标志着伊斯兰极端势力对美国的威胁达到顶峰。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待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政策重心骤然从纵容和扶植转向全面围剿，2001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就是美国“全球反恐”背景下的产物。然而，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对极端恐怖组织是把“双刃剑”。一方面，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元气大伤(特别是早期)，极端势力高级头目纷纷被抓或被杀。扎卡维领导的“统一与圣战组织”也遭到围剿和打击，无法在阿富汗立足。另一方面，美国以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方式应对属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恐怖主义，实际上是“文不对题”，导致“越反越恐”，为极端势力滋生蔓延提供了更大空间。尤其是2003年美国发动伊战推翻萨达姆政权，导致伊斯兰教逊尼派的政治影响力陡降，其民众大量失业，财产也遭到剥夺，内心极为不满，从而为“伊拉克基地组织”(Iraq Al Qaeda，也是“伊斯兰国”前身)生根发芽提供了土壤。④正是在伊拉克陷入内乱后，扎卡维2004年在伊打出“伊拉克基地组织”旗号，同年12月又将该组织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并使之成为伊恐怖活动能量最大的极端组织。

再次，2011年以来，美国在中东力行战略收缩和政权更替，为“伊斯兰国”提供了异军突起的新契机。这一时期，美国的中东政策有两大新动向，并刺激中东极端宗教势力更趋壮大。一方面，美国加紧战略收缩，削弱了地区极端势力发展壮大的外部制衡。长达10年的“反恐战争”的牵累，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使美国无力也无意继续在中东高调反恐。小布什政府后期，美国的中东战略就出现收缩迹象。2009年奥巴马上台，其战略收缩明显加快。美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尤其留下巨大安全空白，为恐怖活动提供了更大活动空间。“伊拉克基地组织”此前在美军和伊安全部队打击下已元气大伤，42位高级领导人中有34人被杀或被擒，扎卡维也在2006年6月被击毙。2011年美国撤军后，该组织重新壮大。对此，美海军陆战队司令詹姆斯•阿莫斯直言，如果美军没有在2011年全部撤出伊拉克，“伊斯兰国”就不会占领伊拉克中部，马利基政府与逊尼派之间的分歧就不会加剧。⑤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也将当前伊拉克乱局归咎于美国撤军太早、太快。另一方面，美国借2011年中东剧变之机，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策动“政权更替”，使伊斯兰极端势力由打击对象变成利用对象。利比亚内战使“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等影响大增，“基地”组织分支“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LIFG)复燃，并成为该国反政府武装的骨干力量。可以说，如果没有伊斯兰极端势力充当廉价炮灰，西方不可能顺利推翻卡扎菲政权。叙利亚陷入内乱后，西方“照方抓药”，在叙纵容和支持极端伊斯兰武装。全球“圣战”分子也纷至沓来。叙利亚吸引了全球80多个国家、7000-11000名外籍“圣战”分子，超过1979-1989年阿富汗反苏战场吸引的外籍武装分子数量。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正是借叙利亚内战恢复元气并发展壮大。⑥该组织人数2011年年初成员不足千人，但2013年4月更名为“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时已增至上万人。该组织早期只会安放路边炸弹，根本无力与美军或伊军正面相抗，但经过叙内战历练，现已成为训练有素、能够娴熟运用各种轻重武器、实施地面群组协同作战的正规军事力量，并能够攻城略地乃至独立建国。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中情局和土耳其曾在约旦营地训练该组织成员，沙特和卡塔尔则提供财政支持。因此，一定程度上说，“伊斯兰国”是美国及其海湾盟友制造出来的。⑦

二、“伊斯兰国”坐大对美构成威胁

美国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政策看似反复无常，实则万变不离其宗，即一切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政治伊斯兰势力与美国的对手为敌，就会被视为“好的”“温和伊斯兰”，并得到褒奖和鼎力相助；如该势力与美国为敌，就是“坏的”“极端分子”，就会遭受美国的致命打击。美国的这种政策本身就是“玩火”。这是因为，美国眼中的所谓“温和派”与“极端派”实际并无本质差异。它们在特定时空背景下会与西方国家保持合作，但随着时间和地点变化又会与西方反目成仇。⑧美国当年纵容和培植“基地”组织，最终自食恶果；当前纵容“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再次吞食类似恶果。

美国的本意是借“伊斯兰国”削弱叙利亚和伊朗两大对手。客观地说，“伊斯兰国”兴起一定程度上使美国达到了战略预期。美国维系在中东的主导地位，最省劲而有效的办法就是挑动地区国家内斗，自己则从容扮演“离岸平衡手”角色。伊拉克战争前，美国在海湾地区纵容伊朗与伊拉克恶斗，谋求实现“双重遏制”目标，但小布什错误发动两场“反恐战争”，极大破坏了海湾地区脆弱的政治生态：伊朗因摆脱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的夹击而日趋坐大，并将两个邻国经营成自己的战略缓冲带。鉴于沙特等海湾盟友根本无力承担遏制伊朗的重任，因此美国实际上失去了推行制衡政策的筹码和条件。近些年，美国急于从中东收缩，又不愿伊朗填补“权力空白”，因此急于寻求足以遏制伊朗的逊尼派武装力量。据披露，为遏制伊朗坐大，小布什政权2007年初就决定采取秘密行动，扶植逊尼派极端势力来消灭什叶派的伊朗，该政策被称为“重新定向”战略。⑨而“伊斯兰国”势力的出现，对美国遏制伊朗和叙利亚不啻是“天赐礼物”――因为“伊斯兰国”战斗力强大，且与伊朗互为天敌，与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新月地带”扩张势力水火不容。

然而，美国指望“伊斯兰国”恰到好处地将矛头对准美国的对手和敌人，未免一厢情愿。“伊斯兰国”观念保守、政策极端、战略方向不定，且政治野心极大。随着扩张加速，该组织如同瓶中放出的魔鬼，对美西方及其中东利益威胁越来越大，日益超出美西方的控制力和承受力。

首先，伊拉克“一分为三”的危险增大，美国的伊战成果可能毁于一旦。伊拉克是当年英国殖民者制造的“国家”，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彼此隔阂很深。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随后启动的“民主转型”则将这种隐形的教派矛盾公开化，三大派围绕权力和财富分配等问题内讧不断。“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基础主要依托逊尼派民众，与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势不两立。为将伊拉克彻底搅乱，该组织刻意煽动教派仇恨，摧毁“异教徒”清真寺和圣迹，使伊拉克教派矛盾更趋恶化，伊“一分为三”的危险性增大。一是逊尼派聚居区离心倾向加剧。马利基执政期间不断排挤逊尼派势力，导致后者与中央政府离心倾向增大。逊尼派民众过去因担心失去石油财富，一直反对地区分治，但随着安全形势恶化、公共服务缺失以及频遭不公平待遇，开始主动要求自治，效仿库尔德地区实行联邦制。此前，逊尼派聚居的安巴尔、萨拉赫丁、迪亚拉等省已单方面宣布自治。当前“伊斯兰国”到处攻城略地，政府军一触即溃，逊尼派民众更加坚信“中央政府无力保卫逊尼派安全”。2014年6月“伊斯兰国”攻占摩苏尔时，部分逊尼派民众将其视为“解放者”。⑩显然，经过“伊斯兰国”搅局，逊尼派离心倾向更甚，也渐失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接纳，这迫使部分逊尼派更多依附“伊斯兰国”。二是库尔德人独立步伐加快。库尔德地方政府多年来高度自治，并拥有强大地方武装，事实上处于半独立状态。2013年以来，库尔德地方政府不顾中央反对，自行与外国石油公司签署油气合同，并通过新建的输油管道向土耳其售油。这被视为库尔德独立的重要迹象。当前“伊斯兰国”的兴起，为库尔德人独立带来新契机。(11)“伊斯兰国”的凌厉攻势迫使伊政府军主动撤离北部石油重镇、有“库尔德人的耶路撒冷”(12)之称的基尔库克，库尔德地方政府则乘机派兵抢占这一石油重镇，获得谋求独立的重要经济资本。同时，西方国家乃至伊朗为防止“伊斯兰国”过快扩张而“病急乱投医”，向库尔德地方武装提供武器，使其军事实力得以增强。2014年6月23日，巴尔扎尼接受CNN专访时表示，所辖库尔德人聚居区将寻求“正式独立”，库尔德族将在数月内举行独立公投。(13)三是南部什叶派地区自治呼声也在升高。什叶派聚居区石油资源丰富，并拥有出海口，近年来屡屡主张自治。最大什叶派政党“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领导人哈基姆、巴士拉议会议员均提出过类似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