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波兰与中国

波兰为屡被大国瓜分的东欧小国，与中国相距十万八千里，但与近代以来的中国，却有着不解之缘。

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梁启超分别写了《波兰分灭记》和《波兰灭亡记》，提醒国人，如果不变法维新，最终难免波兰被瓜分的命运。在百日维新后期，康有为将《波兰分灭记》进呈光绪皇帝，以波兰被瓜分为例，希望光绪皇帝鼓足勇气进一步推进当时中国政体改革。他认为大清国应当：一、采万国良法，改宪法而图维新。二、聘请外国政治家来指导新政的开展。三、拔通才以济时艰。四、大力发展农、工、商业。五、变衣服以易人心。此书以波兰被瓜分为切入点，详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具体措施，不仅是戊戌维新时期的重要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之一。

20世纪初，重臣张之洞力办新学，所编《学堂歌》中有句云：“波兰灭，印度亡，犹太遗民散四方。”波兰亡国，使国人警醒，但同时又使国人认为波兰人“奴性”太强。然而青年鲁迅在1907年写就的《摩罗诗力说》中则对此不表赞同：“今试履中国之大衢，当有见军人蹀躞而过市者，张口作军歌，痛斥印度波兰之奴性”颇为不满，认为不审己、不知人方有此论。因此，他介绍了密茨凯维支、斯洛伐茨基和克拉旬斯奇这三位波兰诗人充满反抗性的作品和他们亲身参加救国运动、反抗暴政的事迹，证明波兰并非“奴性”，并以他们的反抗精神激励中国也奋起反抗。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对此仍“耿耿于怀”，在一则“随感录”中再次提到自己早年“不知道因为境遇和时势或年龄的关系呢，还是别的原因，总最愿听世上爱国者的声音，以及探究他们国里的情状。波兰印度，文籍较多；中国人说起他的也最多；我也留心最早，却很替他们抱着希望。其时中国才征新军，在路上时常遇着几个军士，一面走，一面唱道：‘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我便觉得脸上和耳轮同时发热，背上渗出了许多汗。”由此，他阐发了一个深刻、著名的论断：“我因此以为世上固多爱国者，但也羼着些爱亡国者。爱国者虽偶然怀旧，却专重在现世以及将来。爱亡国者便只是悲叹那过去，而且称赞着所以亡的病根。其实被征服的苦痛，何止在征服者的不行仁政，和旧制度的不能保存呢？倘以为这是大苦，便未必是真心领得；不能真心领得苦痛，也便难有新生的希望。”将“专重在现世以及将来”的“爱国者”与那些“称赞着所以亡的病根”的“爱亡国者”作本质区分，确实入木三分，今天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1949年后，在冷战中形成的两大阵营中，中国与波兰同属“社会主义阵营”，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基本相同，关系自然更加密切。1956年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对中国“整风”、“反右”运动的发生起了重要引发作用。

1956年6月，波兹南工人因反对官僚主义、要求涨工资、食品问题等上街示威游行，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批准使用武器，发生了流血悲剧，形势急剧恶化。危机持续了几个月，直到10月下旬波兰中央改组，斯大林时期被撤职并被投入狱中数年的哥穆尔卡在波兰党的八中全会上接任第一书记。新改组的波共中央为波兹南事件平反，释放被捕者，事态才渐告平息。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两次提到哥穆尔卡。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9－322页）1957年1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再三提到哥穆尔卡。讲到学生闹事时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讲到党内错误思潮时说：“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总之：“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同上，第333、334、339页）

一场声势浩大的凌厉“反击”，呼之欲出。

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分歧、矛盾渐渐公开，中国开始“反帝反修”，“文革”期间苏联更被批为“社会帝国主义”，波兰作为“苏联集团”中的一员，当然也受批判。1970年12月，波兰格但斯克的工人罢工，上街游行，旋被镇压。此次事件被称为“12月危机”或“12月风潮”，起因与14年前的“波兹南事件”非常相同，也是因食品、工资、官僚主义而起。但这次中国的态度、观点却与14年前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对格但斯克的工人运动大表赞扬，称之为“波兰工人阶级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

十年后，1980年7月，又是因食品、工资、官僚主义，波兰东南小城一家工厂工人开始罢工，迅速向全国蔓延，形成“八月工潮”，“团结工会”乘势而起。此次工潮，中国官方的态度颇可玩味。开始，仍是沿着十年前的思路，赞扬“波兰工人阶级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几个月后，改为客观、中立报道为主，不赞扬、亦无批评；再后，则明显倾向、赞同波兰政府对“团结工会”的管制。

对波兰“八月工潮”看法的不同，直接影响国内政策的调整、变化。其他方面政策有何调整、变化，笔者未加研究，但权威部门披露，出版政策在几个月之内因此发生了急剧调整、变化。

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的宋木文回忆说：1980年9月24日，胡乔木致信胡耀邦，谈自己对波兰“团结工会”的看法，胡耀邦批准在中央的一个内刊上刊载，让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阅研。“胡乔木以波兰事件为教训，建议中央各部门就‘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社会内部矛盾’等进行研究，说‘我不认为是阶级斗争’，并且着重讲到1956年波匈事件后，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可惜‘后来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造成历史上的大悲剧’，未能解决‘一整套分权、民主、人权、法制、党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方针等问题’，‘希望今天的党中央引为殷鉴，对每一有关问题认真研究制定出正确的具体解决办法并予以力行，则他人之祸即可化为我人之福了’。”

宋木文继续写道：“因为中央内刊上转发了胡乔木这封信，当时我所在的国家出版局党组认真讨论了这封信，并且向中央书记处写了报告，认为在出版方面容易引起社会矛盾的主要是出版自由问题，党组主要负责人陈翰伯要我协助他起草这个报告和对策建议，以《如何保障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为题，于1980年10月9日报送中央书记处。这个报告，经我提议，已收入商务印书馆版的《陈翰伯文集》；我在著文怀念陈翰伯时，也讲到此事，详载于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宋木文出版文集》第59－61页。陈翰伯的报告一开始就写道：‘读了乔木同志给耀邦同志的信，深受启发。波兰事件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在于要以波兰事件为殷鉴，研究我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制订并实行正确的政策，避免激化矛盾，达到安定团结的目的，以利于‘四化’建设。’报告在叙述分析了出版自由问题的中外历史与现状后指出：‘出版方面，以波兰事件引为殷鉴，就要求我们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适当参考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经验和方法，探索并逐步形成一套实行社会主义出版自由的制度。’还建议制订出版法，‘使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得以正确地贯彻执行’。”

“不难看出，陈翰伯这位老共产党员，站在自身岗位，出于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以改革开放的眼光，观察刚刚步入1980年代中国社会新形势新矛盾，他所提出的对策建议也是符合改革开放新形势和国家长治久安新要求的。”（宋木文：《为吴江同志‘重要的史料’做一点补正》，2010年 《文汇读书周报》）《宋木文出版文集》中的“陈翰伯同志对出版领域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重大贡献”一文，对此有更详细的回忆。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陈云年谱》中记载，1980年11月23日，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在省、市、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说：‘陈云同志讲，我们有没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对此要充分警惕。如果我们经济工作处理得不好，宣传工作处理得不好，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在此前后，陈云还指出：‘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要求对报刊、新闻、广播、电视等工作必须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严格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宣传，无条件地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

（《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262页）

将遥远的波兰作为中国的镜鉴已逾百年，波兰的风风雨雨，曾经引起了中国强烈关注。当然，不同的人观点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但波兰的“风雨”确实对中国的政治、思潮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至今，如何面对波兰，仍未失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