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羽君：公司内部制度效力研究

内容提要: 公司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担当极为重要的角色，公司内部制度也成为现代社会规范体系中愈益重要的一脉，并深嵌于法治的框架之下，同国家法形成各自独立而又上下联动的纵向一体化关系，突破了传统法社会学提出的民间社会规范与国家法的二元结构论。公司内部制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源于国家法治尊重财产权利和契约自由的原则，认可其作为社会正式规则系统中的合法部分在自身范围内有效，公共利益原则又使得现代公司内部制度受到国家法的调处，从而平衡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符合法定条件的公司内部制度可以具有司法效力而为法院所采信，同时它本身又如同国家法一样应当具备规范的效力层次体系。

关键词: 公司内部制度/效力渊源/外部效力/内部效力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社会的正式规则中，国家法律虽然密如蛛网，但仍然留下了大量的规则空白地带，将这些规则制定权交由社会组织来行使，不仅是可能的，也是有效的。[1]公司就是这些私性规则的重要制定主体。如今世界各国都承认公司拥有制定内部规章制度的权利，通过行使私性的“立法权”，制定效力及于内部人员和事务的体系化和规模化的制度规范，从而厘定内部秩序，提升管理水准，增进运营效能。同时，现代公司的内部制度已经深深地嵌入国家的法治框架之中。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充分尊重企业法人的独立人格，着力培育市场主体的自治精神，公司因而享有广泛的自主规则制定权；另一方面也对公司内部制度的法治化提出基本要求，公司创设规则不得有悖于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甚至政策的规定，不得逃避公司的法定社会责任。因此，公司内部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国家法的细化和延展，对法律空白的填补，推动着法律特别是商法的演进。

本文所称公司内部制度，是指公司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行业特点，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指引下，以规范化制度文本的形式确认和调整公司内部关系，在公司内部予以适用的各种规范性文件的总和。关于这一概念，需要澄清两个误解：一是，同公司治理制度和公司管理制度相混淆。公司内部制度应当包括治理制度和管理制度两类性质、目标不同的制度规范。公司治理制度解决的是公司治理结构，特别是利益制衡机制的组织制度问题，即主要针对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之间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制度化安排。[2]公司管理制度则是基于公司治理框架下的关于经营管理活动的正式规则，（注：这一区分在过去是不存在的，企业管理的四大职能中就已包括了公司治理的组织职能。但随着企业规模化和复杂化的发展，组织职能愈益重要，有什么样的组织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管理制度，公司治理和管理的性质和目标出现明显分化，前者关注组织制度，后者关注企业运营，前者是为确保企业运营处于正确的轨道上而做出的组织设计，并成为企业管理的前提和保证。因此在现代公司实践中，治理制度已经从管理制度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个重要的独立部分。）两者共同构成完整的公司内部制度。二是，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相混淆，两者的区别在于：内部控制制度旨在保证财务的可靠性、经营管理的效果效率和对现行法的遵循，从而实现制度化的监督和纠偏机制，它是公司内部审计的直接依据；[3]而公司内部制度，其精神品格不仅在于“控制”，还应体现“激励”的因素，因而较之于内控制度而言，它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

研究公司内部制度的效力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这不仅是因为公司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公司内部制度成为现代社会规范体系中愈益重要的一脉，更在于它真实地关乎企业和员工的切身利益，关乎市场和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健康状况，而且作为一国法律制度的延伸，它也广泛和深刻地影响着一国法治的状况。研究和确定这些去国家化了的私性规则的效力渊源、司法效力和效力结构，对于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纠纷的解决具有实在意义。另一方面，现代公司的内部制度是与国家法律制度相互衔接的规则系统，两者形成各自独立而又上下联动的纵向一体化关系。与传统“民间法”对国家法的疏离不同，公司内部制度作为民间社会的商事规则，在法的实施和推进法治建设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不失为埃利希“活法”研究在现代商业城市和法治社会中的新展现。

二、效力渊源――与现代法治的对接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在国家的法律制度之外，公司员工为什么还有遵守公司内部规则，并在违反规则时接受处罚的义务？ 公司为什么拥有制定规则来约束与它具有平等法律地位的个人，并给予处罚的权力？ 这就需要回答公司内部制度的效力渊源来自何处的问题。

公司内部制度的效力最初也最自然地源于其必要性，内部制度建设是公司运营的基础条件之一。公司是人类社会各种组织形态中的一种，而组织与制度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现象，制度根植于其规制的组织之中，而组织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制度的产物。诸多学者对于组织和制度的这种内在联系做过经典论述。古典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康芒斯在阐释何为制度时，就将组织本身视为一种制度。他认为，在具体的意义上，制度是组织和组织的运作规则，组织为自身制定一系列“业务规则”，规定一定的行为标准，保证组织运转不停。[4]事实证明，世界贸易组织（WTO）实质上就是由一系列法律制度构成的实体，没有相关法律制度就没有 WTO 的存在。社会学家韦伯更有针对性地提出，大型企业组织的专业化管理要求将个性化、非正式结构的运作模式让位给制度化管理，采行以科层制为基础的由理性规则预设了的权利结构，利用纯粹的组织和制度的技术性优势，来保障现代管理所要求的最大限度的快速、准确、严格和持续性。[5]制度对公司的重要性，从最为现实的管理角度而言，正像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所言：“过去，人是第一位的；未来，制度是第一位的。”[6]法国组织制度学派（the institutionalist the-ory）认为，组织本身可以视为一种制度状态，它需要在以特定的理念或观念为核心的基础上形成一整套制度体系，使组织合法存在、理性运行。组织和制度是无法分割的，任何一种组织都会有其制度存在，只不过制度的表现形态不一。国家是最重要的组织，但国家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组织，公司就是其中的一种，它们享有自治性和独立性。[7]制定规则是公司自治性和独立性的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公司就是一种理所应当创制内部规则的组织，是私性团体通过为自己提供“法律规则”而延续自身的自然倾向的结果。

然而，在现代国家和社会治理环境下，仅仅从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和实用性角度来解释公司内部制度的效力渊源是过于浅表而缺少说服力的，它无法回答公司内部制度安排与公司外部制度环境的复杂关系，也难以理清公司置身其中的社会大背景中各规则系统之间的联系和矛盾。组织制度学派们将公司内部制度的效力归结于“自然”的观点，实际是降低了公司的复杂性，忽视了它的社会角色，某种程度而言，是将公司的绝对权力合法化，而无视公司在内部和外部都存在着的利益攸关的复杂情况和公司行为所带来的外部后果。[8]在公司内部制度何以有效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1）上述理论未触及公司权力及公司“立法权”的正当性和深层次基础。（2）公司和其他诸如学校、社团、村委会、居委会等社会自治组织有所不同，属于纯粹的私性主体，一般不具有公共职能，它和个人之间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形成平等的交易关系。那么，在法治状态下，公司何以有权为实现自己的存续和利益目标，而通过自身创制的规则来处分员工的权利义务关系？ （3）公司制定内部规则的权力如果不是绝对的，那么其边界在哪里，如何受到调控和监督？

财产权理论是回答上述第一个问题的有效进路。财产权是社会主体的一项基本权利，对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是商业自由原则的前提条件，也是市民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归根结蒂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石要素之一。公司作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市场主体，拥有自主处理法人财产的权利，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其中就包括自主制定内部制度的权利，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实现财产的最大化利益。因此，公司享有的规则制定权之所以正当合理，就在于法治对公司基于财产权而享有的自治原则的尊重和维护。法治经济尊重财产权合法的自由意志，保护财产权利的自主行使而不受非法干涉，并且遵循任何私权若非法律特别禁止即可为的原则。所以，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或者作出规定，公司就可以自行进行制度设置甚至制度创新，所创设的制度就应当是有效的。反过来，公司正当地行使私性“立法权”也是公司财产处分的一种方式，是公司自治精神的一种体现，它意味着公司在守法遵规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自身的意志、理念和判断不受干涉地建规立制，以实现公司利益。可见，公司内部制度合理的拘束效力来源于法治社会对私权自治和财产权的尊重与保护。

契约理论可以解决第二个问题。这一理论认为，公司所属员工之所以接受公司内部规则的支配，原因就在于他们同公司订立了劳动合同。公司内部制度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应为雇员所默许接受，其法律效力和约束力源于双方的共同意愿。[9]这样，员工便以劳动合同的形式与公司达成接受公司内部规则约束的契约。然而，这里存在的问题：一是，员工何以应当接受订立劳动合同之后新增的或者修改了的规则的约束呢？ 二是，如何解释一位并未订立劳动合同，但在公司内部承担一定职责的人，也需受到公司内部规则的支配呢？[10]实际上，任何人一旦自愿加盟一个公司，就意味着他已然同意接受该公司内部制度的约束，这是作为一个组织成员应尽的义务。换言之，公司在合理范围内拥有针对员工的权力，正是由于员工通过劳动合同接受了这种隶属关系。而公司所享有的对员工支配权的合理范围是由法律予以界定的，只要法不禁止即为许可。这势必产生一个特性，即在公司和员工之间形成了一种必要的和有限的不对等关系。公司的命令权源自对财产权的控制，而员工的服从则是源自于他最初签订的契约。如果员工不同意接受公司内部规则的约束，那么他必将面临辞职或者被辞退的境况，因为他已经违反了双方缔结合约的合意基础。总之，法律和劳动合同保障了员工进入和退出公司的机制，而员工入职特定的公司组织，就意味着他连带地负有遵守公司制度的义务，公司内部制度对员工的支配权脱离不了双方初始的合意选择。

社会利益的理论可以有效地回应第三个问题。20 世纪以来，财产权利和契约自由不再绝对化，而要受到公共利益的制约，法治理念的转型也出于更为关注社会利益的诉求。法律不再主张公司的绝对自由，而是要求公司承担最低限度的社会责任，表现为公司在追求财产价值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关注对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平衡。因为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公司对其他人征收了并不合理的私人税，金融资本变成了经济生活中的贵族，使公司没有顾及其他相关者的利益。[11]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职工、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政府和社区等，反映了公司发展过程中社会各方利益的博弈。公司的本性在于资本的力量，其仅仅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时才会对利益相关者给予关注，更多的利益失衡需要通过政府的努力，特别是法律制度对公司所作的外部约束来获得矫正。同时，在法治国家，任何权力都不是不受控制的，公司自治的权力同样要受到约束，这种约束是由国家法予以界定的。因此，企业制定内部规则的权力当然不是绝对的，其权力的边界就是法律制度的框架。

不过，在前两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之间存在着一个法治理念的转变过程。公司内部立法权曾经是十分自由的。正如有学者指出，无论是对财产权的尊重、对契约自由的保护，还是对社会利益的回应，归根结蒂都源于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和自由社会的宪政治理。企业的存在和企业自治的权力渊源于此，因此每一个企业都被授予了为组织经营而制定规则的权力。[12]（P59－60）然而，20 世纪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导致社会和法的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型，自由主义开始向国家干预的社会化转变；经济人时代开始向社会人时代转变。“虽然资本主义被保留了下来，所有权和管理权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但是控制和政策线路逐渐落到执政党手中。新的公司概念将公司与公共利益前所未有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号召企业领导者要具有‘经济上的政治家才能’；另一方面，主张对公司的权力集中进行公共规制。”[13]在西方，这种干预和规制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来实施的。如今，公司内部制度的创制权可以溯源至国家法的认可，它决定了公司内部制度的有效性；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