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维建：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定位――以民事诉讼法新修改为基准

【摘要】经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此有必要对其从理论上进行定位研究。本文将这种定位研究分为宏观定位、中观定位与微观定位三个层面。宏观定位试图揭示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司法规律，中观定位旨在探讨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诉讼规律，而微观定位则意在探讨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监督规律。在这三大规律中，司法规律是根本，诉讼规律是基础，监督规律则是保障。惟有同时遵循这三个层面的三大规律，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方能运作良好，并发挥出最大化价值。

【关键词】民事诉讼法修改；检察监督；定位研究

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予以了浓墨重彩的强调与强化，其所涉及的内容，不仅涵盖了检察监督基本原则的重新表述，同时还在诸多具体的制度和程序上予以了充实和拓展，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赋予了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以更重要的历史地位。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全面强化与充实彰显了它在各个层面的意义与价值，从宪法层面到诉讼制度层面再到检察制度层面都获得了新的意蕴和内涵，需要对其进行多层面的定位研究。通过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定位研究，有助于揭示其在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有助于更加精准地把握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所依存和契合的司法规律、诉讼规律和监督规律。为此，相应地就有必要对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进行宏观定位、中观定位和微观定位等多层面的研究。

一、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宏观定位

考察中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历史，可以显然看出，它的发展始终交织着以审判权为中心的几对矛盾范畴的辨证运作关系：第一对范畴是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关系；第二对范畴是审判权与诉权的关系；第三对范畴是审判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关系；第四对范畴是审判权与调解权的关系；第五对范畴是审判权与执行权的关系；第六对范畴是审判权与陪审权的关系。正是这几对范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中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进程，由此也呈现出了中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规律[1]。

在1982年制定《民事诉讼法（试行）之前，中国社会的民事纠纷主要依靠行政权加以解决，在此以后，审判权与行政权在民事诉讼法的层面开始分离，通过审判权来化解民事纠纷成为此后中国社会民事纠纷的主要解决方式。尽管从形式上看，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的历史贡献主要在于其奠定了民事诉讼制度的体系和框架；但从实质上看，宣告民事案件由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加以解决，可谓该部法律的核心功绩。因此可以说，中国民事诉讼法发展的第一阶段的表现，就是强调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分野和界限，从而将宪法所确立的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具体落实于作为部门法的民事诉讼法中。可见，该法主要解决上述第一对范畴的关系问题，即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关系问题。

然而，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在向前看的意义上是进步的，但其在向后看的意义上却又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表现在其所型构和塑造的被理论上称为“超职权主义”的民事诉讼体制和模式上。这种诉讼体制和模式，就其本质而言，乃是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尚未彻底厘清所导致的“司法行政化”的制度性反映。审判权与行政权同构化或同质化，行政权通过审判权继续发挥旧有的威力。这一诉讼体制和模式尽管与当时尚占主导地位的集中型经济形态较相适应，然而却难以满足不断深化发展的市场经济形态的客观需求，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仅仅关注了审判权的独立成长和运行，而却几乎完全忽略了与审判权相对应的诉权的存在和基本功能。

1991年全面修订《民事诉讼法（试行）》，形成正式实施的《民事诉讼法》。1991年《民事诉讼法》的中心议题就是高扬当事人的诉权理念和诉权保障，旨在通过对当事人所享有的诉权的立法确认和制度强化来制衡长期一权独大的审判权。民事诉讼法将诉权范畴导入其中并予以制度性铺展和细化，有效地调整了过于职权化的、畸形的诉讼体制和模式，形成了“由职权主义走向当事人主义”的立法态势，当事人主义化的诉讼体制和模式开始抬头并以不可遏止之势雄劲地发展。

1991年《民事诉讼法》原本寄望于通过诉权的强化与应然回归来制衡过于强势的审判权，然而诉权毕竟源自私权，而私权在公权面前，永远是羸弱的，因而希望通过诉权来削弱和控制审判权从而使审判权真正成为为诉权服务和提供保障的权力，难免不切实际。其结果，疲弱的诉权和强势的审判权依然难以通过民事诉讼的制度安排达于平衡状态，中国民事诉讼法制的完善之任尚需继续努力。这就为法律监督权登上民事诉讼的舞台提供了契机。影响中国民事诉讼法发展的第三对范畴由此形成：此即，审判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关系。

回溯民事诉讼法的发展过程，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从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就开始出现了。然而，其最初的出现仅仅是一项空洞的基本原则，而缺乏具体的制度保障和程序规范，因而基本上形同虚设。1991年《民事诉讼法》对此稍有改观，规定了检察院的事后监督形式，即抗诉制度。2007年局部修改《民事诉讼法》，对抗诉制度进一步予以完善。抗诉制度虽然取得了明显的实践效应，使司法裁判的公正度大大提升，然而，仅仅局限于事后监督的抗诉制度难以矫正失衡的诉讼体制和模式，诉权保障不力和审判权易致滥用的局面无法得到切实改变。2012年全面修改《民事诉讼法》，进一步突出了法律监督权在民事诉讼法上的地位和作用，将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从单一的抗诉制度中走出来，步入了涵盖诉前监督、诉中监督、诉后监督和执行监督在内的全面监督新阶段。

检察院法律监督权在民事诉讼领域中的介入与逐渐强化，反映了民事诉讼法在中国土壤上的发展规律。检察监督权之被导入民事诉讼领域，其最初动向便在于控权，希望通过与审判权同属公权力的检察监督权来制衡和监督审判权，以达到公正司法、高效司法、廉洁司法的制度性目标。然而，检察监督权被引入民事诉讼领域后，其功能迅速扩张，并因此而形成了多元化的功能格局：一方面可以卓有成效地对审判权实施监督和制衡，另一方面还有助于保障和支持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同时还可以保障和监督诉权的依法公平行使。此外，由诉讼监督功能所延伸形成的一般监督功能也开始显现。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业已突破诉讼监督的传统藩篱，进入到了更为广阔的一般法制实施和遵守领域。

可见，检察监督权介入民事诉讼后所产生的多重功能，使得原本一直处于失衡状态的民事诉讼体制和模式，转而变得更加合理与平稳，审判权被滥用的现象得到了明显遏制，诉讼程序无序化状态有了显著改观，司法成本大大降低，司法效率迅速提升，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因此不断增强。可以说，在1991年修改民事诉讼法后，曾一度陷入困境的中国民事诉讼，在遇到检察监督制度后，诚犹如拨开云雾见天日，大有柳暗花明之感。这充分说明，检察监督制度与中国民事诉讼法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具有天然的契合性。至此，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司法制度已经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

当然，也不能认为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发展到检察监督阶段就已到圆满的顶峰了，在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的构成元素中，除诉权和审判权这个一般性矛盾范畴在起着基础性作用外，检察监督权、调解权、执行权以及陪审权等等这些特殊的权力因素也在其中发挥重要的定性作用。如前所述，检察监督权介入民事诉讼后所产生的制度性效果便是矫正了失衡的诉讼体制和诉讼模式，使民事诉讼体制和模式找到了具有时代特征和国别特征的新的发展支点。然而同时也要看到，检察监督权在民事诉讼制度体系中并非一个普适的制度元素，相反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因而它不是一个永恒的不可或缺的权力要素；事实上，用作为公权力的检察权来制衡和制约作为另一个公权力的审判权的思维范式，依然停留在国家权力的分工和合作层面，具有显而易见的国家属性，而尚未触及市民社会的民主性因素。相较于检察监督权而言，市民社会的民主性因素具有更为深刻的合理性和强劲的生命力。因而在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系统构建中充分有效地导入司法民主元素，虽然在时间上以及发展的逻辑上滞后于检察监督权，然而这种滞后性发展极具后发优势，在制度构建上不能忽视这一潜在的制度元素，这个元素就是当事人有接受公民陪审的权利。目前所见到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从审判权视角设置的审判制度，而非从当事人诉权视角描述的诉权保障制度。制度视角改换后的陪审制度将对中国民事诉讼法的下一阶段的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当然，这是下一阶段的制度变迁所应关注的内容，在目前，重点还应放在检察监督权与诉权、审判权的辨证关联与相融相合之上。由此所形成的诉讼体制和模式可以称之为“新职权主义”。

调解权与审判权的分与合，以及执行权与审判权的分与合，也都关涉中国民事诉讼体制和模式的调适与权力资源的再次分配。它们虽然不如检察监督权那样对民事诉讼的体制和模式产生出强烈的冲击效应和明显的塑造功能，但它们在进一步缩小和弱化审判权从而对审判权产生制约力和监督力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以上所论，是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宏观定位，由此旨在揭示出中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与中国特色民事司法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在中国特色的民事司法制度中，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占据重要一席之地；充分发挥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机能和作用，就是在中国当下，从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展示和凸显中国特色民事司法制度的内在生命价值。

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中观定位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中观定位说的是检察监督如何与民事诉讼的整体环境和一般背景相融合和相渗透。因为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无论其功能大小、强弱，它都不可能在真空中发挥外在的作用，而只能在民事诉讼的制度系统中发挥作用。在这方面，与刑事诉讼有所不同的是，在刑事诉讼中，由于检察机关既有独立的诉讼职能，又有相应的监督职能，而监督职能是依附于诉讼职能的，因而其与整个诉讼环境是较为契合的；而在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原本属于外在的公权力主体，而且其所享有的仅仅是法律监督的单一性职能，因而其在民事诉讼中的相融能力则相对较弱，而需要更长的磨合时期。因而不足为怪，在民事诉讼中检法所形成的冲突现象要烈于刑事诉讼，刑事诉讼中所常见到的检法和谐关系，在民事诉讼中比较鲜见。这就为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价值增添了额外的难度，而克服此一困难又是检察院机关要做的必不可缺的功课。为此，一个基本的方面就是要做好检察监督权在民事诉讼中的中观定位。

检察监督权在民事诉讼中的中观定位，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检察院对于其所面临的并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诸诉讼机制以及由这些机制所构成的诉讼系统要有明确的认识和把握，实际上就是对具体的诉讼规律的把握和驾驭。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对于现实中的民事诉讼制度文本和制度实践既能够入乎其内，又能够出乎其外，而反对检察监督视角的单一化和片面化，更反对检察监督思维方式的固化与偏执。检察理论上所提出的所谓谦抑原则，其实就是一个辩证的检察监督态度问题。

强调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中观定位在目前中国尤具意义。因为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发展的历史虽然短暂，但是由于社会急剧变迁的缘故，其修法或变法的步子却迈得非常快速，由此也导致了中国民事诉讼的诸机制以及由此所规定的机制体系也经常大幅度地改变内容。检察监督机制本身是其中一员，其除了自身发生变化外，还因为它的出现经常带动其他机制的变化，从而出现了各种诉讼机制的共生和互动现象。这给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构建与实施均带了挑战和难度。

从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为肇端，中间历经1991年、2007年和2012年的多次修法，中国的民事诉讼机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有的诉讼机制是从第一次修法就开始受到立法重视的，而有的诉讼机制则是最近的修法刚刚提上议事日程的。这些新老机制都需要与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进行整合、融合和磨合。以下具体阐述：

（1）当事人诉权保障机制的强化与检察监督。诉权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集合性范畴，诉权保障的内容涉及从宪法到部门法、从实体法到程序法的方方面面，是一个重要的法制系统工程。民事诉讼法的完善便是这个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1991年第一次修改民事诉讼法时率先提出了“诉权保障”的立法命题，其在第2条将“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作为首要任务加以规定。本次修法依然对诉权保障加以强调，不仅在量的意义上扩展了诉权的范围，尤其在质的意义上丰富了诉权的内涵，完善了保障诉权得以实现的各项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