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新：大国崛起与世界体系变革

【摘要】以沃勒斯坦和弗兰克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为大国崛起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解释框架。世界体系论认为，中国崛起有其正当性。直到两个世纪前中国才失去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当代中国崛起不过是历史上中国经济文化优势的复兴。理性地看，中国尚处于从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国家向中心国家位移的阶段，并且仍然深受世界体系中不平等劳动分工和不平等交换体系的制约，不可能对美国及西方世界构成威胁。同时，中国是在世界体系的“社会化”中崛起的，因而崛起后的中国不可能改变现存世界体系的性质、结构及其运行规律。因此，当前大国崛起的正当性还在于显著地增强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力量。

【关键词】中国崛起；世界体系；霸权；体系变革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5-4812(2011)02-0037-44

世界历史曾多次上演大国崛起的悲喜剧。最近的一次是发生在19世纪末，当时正值英国霸权衰落之际，德国、美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崛起。20世纪末，即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随着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世界历史再次进入一个大国崛起的时代。“21世纪将检验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否是和平的或相对低成本的，这将是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这样。”[1]国际关系理论迫切地需要对这样一个理论问题进行解释，即“中国崛起是否导致国际秩序不稳以及现存强国是否和平地接受中国的融入。”[2]

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如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都参与了关于中国崛起的世纪大论战，以致有学者宣称，“在21世纪的文献中，中国崛起已成为一个公理性观点(Axiom Point)，正是‘中国崛起’而不是其他任何话题，引领着关于未来国际体系的种种猜想。”[3]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家中心主义理论相反，世界体系论从整体主义视角对中国崛起做出了解释。可以说，作为主要研究大国兴衰和世界体系变革的理论，世界体系论为分析中国崛起与世界体系变革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解释框架。

一、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历史地位

世界体系论最早由沃勒斯坦创立。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理论内部出现分化，发生了分别以沃勒斯坦和弗兰克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之间的论战，形成了两大世界体系论流派，即“诸世界体系”和“单一世界体系”的对立。沃勒斯坦从整体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尽管人类经历了多个世界体系，但只有16世纪西欧兴起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这就是500年历史的现代世界体系；弗兰克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认为世界体系已经存在了5000年，从古至今人类有且仅有一个世界体系。“诸世界体系”强调体系在历史中的演变，因而历史和体系都是动态的。“单一世界体系”强调历史在体系内演变，因此历史是动态的，而体系是静态的。

世界体系论的两派都很重视对中国的研究。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于16世纪，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欧洲无疑是世界体系中的霸权中心，但他对东方各国是否曾在历史上领先于西方语焉不详。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一书中对沃勒斯坦的500年世界体系论提出了质疑，指出在欧洲霸权之前，存在一个“13世纪世界体系”，这对于“理解欧洲霸权的起源是很必要的。”[4]卢格霍德论证了“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的重要观点，认为沃勒斯坦只关注1450年之后“西方的兴起”，而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5]正是以东方为中心的现存体系的衰落为欧洲的征服提供了便利。弗兰克对卢格霍德的观点大加赞赏，并在《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和《白银资本》两本书中加以发挥，对沃勒斯坦付之阙如的古代世界体系进行了详尽论证。

首先，在近代早期(1400-1800年)，即沃勒斯坦论述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初期阶段，亚洲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支配地位。相对来说，中国在世界经济等级体系中居于“中心”位置，欧洲只是处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的边缘，是次要角色。“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在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6]中国明清帝国、印度莫卧尔帝国的政治权力，比欧洲整体都要大。

弗兰克认为，在近代早期亚洲集中进行的商品生产和输出，不仅具有更高的生产力，而且始终保持着全球贸易顺差地位。其中，印度和中国是世界经济中的两个核心区。其核心地位主要依赖于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生产力，如印度生产棉纺织品和丝织品，中国生产丝绸、瓷器和茶叶。此外，两国在农业、(水路)运输和商业方面同样拥有强大的生产力。在世界经济的结构中，中国的生产力、竞争力和中心地位从它一直保持着最大贸易顺差中得以反映出来。而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四个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逆差。美洲和日本依靠向中国出口白银来弥补逆差，而非洲主要出口黄金和奴隶。欧洲本身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以出口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的商品，它主要依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业务，即把奴隶贩运到美洲，把美洲的白银出口到亚洲，把亚洲的商品出口到非洲和美洲，从而弥补其贸易逆差。

其次，白银资本推动着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体系的演变。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白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时亚洲的主要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奥斯曼帝国都实行银本位制，需要大量白银来支持其货币体系。而金银主要产自西属美洲和日本，欧洲和日本是白银的主要出口地。白银资本从美洲、日本输入中国，不仅维系着全球贸易流动，而且推动着工业、农业和商业机制的运转。欧洲崛起的真正原因是其利用美洲金银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获得了好处。

第三，欧洲的崛起绝非因为它具有特殊性(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和种族)和自身优势的经济力量。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之所以得以形成，不是因为欧洲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因为“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简言之，“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7]

基于以上理由，弗兰克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未来走向做出了判断：世界体系的领导权将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19世纪从亚洲转移到欧洲，20世纪从欧洲转移到美国，21世纪将从美国再次转移到亚洲。亚洲在古代世界体系中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直到两个世纪前亚洲才失去了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西方获得世界经济的霸权地位只是暂时性的，“中国和亚洲其他部分目前和未来可能上升到世界支配地位这一趋势，不过是近一千年前宋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优势的复兴。”[8]

二、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现实地位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在扩张中形成的，扩张本身就包含不平衡的发展。世界性劳动分工创造了世界性商品链，商品链在空间分布上呈向心结构和等级化特征，正是向心性和等级化塑造了现代世界体系的“极性”，即三极化的核心――边缘――半边缘结构。核心地区是指那些集中生产核心产品的地区，边缘地区是指那些主要生产边缘产品的地区。核心产品是指使用高工资的熟练工人生产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边缘产品是劳动密集型的、使用通常带有额外经济强制的低工资劳工生产的产品。……半边缘地区是指那些既生产核心产品又生产边缘产品的国家。[9]三个结构形成了一个以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等级体系。那么，中国崛起是否导致各主体在这个等级化体系中的位置发生了移动，如何理性地判断中国所处的地位？

首先，在世界体系中，中国在等级化劳动分工中实际上处于从半边缘向中心位移的状态。世界体系自形成以来，尽管经历了几次大国崛起和霸权战争的洗礼，但世界体系结构中等级化的劳动分工仍保持不变。“中心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最高水平的机械化和最密集的资本，从而生产出最先进的商品。边缘的情况与中心基本相反，其经济活动的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趋向于劳动密集型，出口主要集中于原料和农产品。半边缘介于中心与边缘之间，其经济活动既有中心式特征，又有典型的边缘式特征，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都处于中心和边缘之间。”[10]就分工而言，中国在世界体系三个结构地带中的地位并不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生产结构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并且主要通过国际贸易而不是对外投资参与世界市场的分配。现在中国正从劳动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兼备的阶段迈进，参与世界市场分配的方式也日益多元化，初显从贸易走向投资的趋势。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仍然是“被全球化”的国家之一，在国际劳动分工中也处于“被分工”的地位，这就从根本上暴露了中国处于一个“半边缘国家”的境地。当然，在西方衰落的大背景下，中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从半边缘向中心位移的巨大潜力已日益突显出来。

其次，崛起的中国不仅继续处于依附性积累阶段，而且仍然受资本主义不平等交换体系的剥削。在中心、边缘和半边缘三个地带，资本积累以不同速率进行，中心地带实行自主性积累，资本积累率高，边缘地带是依附性积累，资本积累率很低。产生这种结果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心地区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边缘地区；二是中心地区以工业生产为主，在商品生产链上居于高端地位，边缘和半边缘以原料和农产品为主，大部分生产活动不过是为满足中心地区的需求。这是世界体系的一个最基本特点，“从最主要方面来看，它是社会劳动组合的一种作用，这种组合使这个体系中的某些集团剥削其他一些集团的劳动，即获取较大份额的剩余的能力得到扩大并合法化。”[11]三是不平等交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之所以能持续运转，正是依赖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不平等交换。由于边缘地区工人的工资低于中心地区工人的工资，边缘地区以低工资产品交换中心地区的高工资产品，就构成了一种不等价的交换关系。不平等交换使经济剩余从边缘持续地向中心转移，它增强了中心地区的竞争优势，并确保了体系结构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中国虽然积累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但顺差本身掩盖不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受到不平等交换剥削的事实。以中美贸易为例，2009年美国对华出口696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2964亿美元，中国贸易顺差高达2268亿美元之巨。[12]事实上，中国是以低工资产品交换美国的高工资产品，美国对华出口额低，但利润率却很高，中国对美出口总值大，但利润率却很低。况且，从理论上说，美国工业制成品和高端产品(如波音飞机)具有较高的需求弹性，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口(如牛仔裤)和原料等缺乏需求弹性，贸易利益的分配也是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中国的。正如沃勒斯坦所说，“资本主义这个历史体系的绝妙之处在于它掩盖了不平等交换的方式”[13]。

在目前流行的关于中国崛起和“金砖四国”的语境里，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忽视或刻意回避了这个问题，中国虽然经历了长达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但是中国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摆脱依附性积累的基本模式。中国对西方中心国家的知识依附、技术依附、文化依附和积累依附依然没有彻底改观。据此而言，不但在现在而且至少在将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都不能称之为“中心国家”。同样，按照这个标准，金砖四国的其他成员(印度、巴西和俄罗斯)都处于对当代发达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看来，中国崛起的基础在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从世界体系结构的积累模式来看，相比政治和文化而言，中国的经济反而是比较脆弱的。崛起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人均GDP却只有4283美元，位列世界第95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难度越来越大。根据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家卡霍(Timothy Kehoe)和纽约大学经济学家鲁尔(Kim Ruhl)的研究，迄今为止只有韩国和新加坡成功地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其他追赶国家大都困在所谓的“墨西哥式第二阶段”。卡霍和鲁尔警告，“若不继续改革，中国的增长可能会大幅减速，从而可能困在一个比墨西哥还不如的位置。”[14]

第三，从长期历史运动来看，随着“金砖四国”的崛起，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家数量将持续增加。老牌中心国家暂时不会有沦为半边缘国家之虞，但新兴经济体持续加入中心国家俱乐部，